英語學得好就是學問，英語是工具
更新時間：2024-04-23 14:08:14作者：佚名
20世紀80年代末，徐國章與年輕教師交談。
徐國章被“徐國章英語”蓋過風頭
本報記者 包安琪
發表于2021年11月15日《中國新聞周刊》第1020期
徐國章這個名字太響亮了，有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中國好像還有一種英語叫“徐國章英語”。 這個名字太陌生了，陌生到和他西南聯大外語系的同學查良正、吳寧坤不同。 人們對他一無所知，仿佛他只是一個象征，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
而他本人最不愿意被定義為“英語專家”。 他說，那是什么？ 英語不是知識，英語是工具。 如果你英語學得好，你就知識淵博。 那么英國、美國街上走的都是知識分子？
“外人只知道我是一名英語教育家。事實上，我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語言哲學家。我就是一名哲學家?！?他對弟子們說道。
《徐國章英語》
《徐國章英語》起源于1961年周揚主持的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的編寫。
當時決定英語專業教材第一卷至第四卷由北京外國語大學編寫，徐國章擔任主編。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張道真、馬元熙、朱玨、張冠林參與撰寫第一、二卷，劉成培、周墨之、夏祖軒、王進喜等人參與撰寫第三卷和第四卷。
徐國章從來不使用文章的原樣。 每篇文章都經過反復修改、打磨，都具有鮮明的“徐國章特色”。 冰心的女兒吳冰曾撰文稱，北外英語系都知道徐國章編書、寫文章沒完沒了。 他相信中外學者的英語都有待提高。 她敢說，即使是莎士比亞的作品交付給徐先生時，他也會提出一些修改建議。
1930年代初，徐國章在蘇州東吳中學讀書。
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八卷本《英語》，成為新中國第一套重要的自編英語教材。 教材第5至6卷由北京大學于大奇主編，第7至8卷由復旦大學徐彥謀主編。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王佐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李福寧、外交學院吳景榮擔任第一卷至第八卷的審稿人。
周留溪，北京師范大學教授，1964年考入暨南大學外語系，課堂上使用徐國章主編的《英語》第一冊。
當時，高校外語專業正在嘗試“領先的聽說教學法”。 這是20世紀4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一種外語教學方法。 到了20世紀60年代就已經耗盡，但剛剛引入中國。 因此，本書非常重視入門階段的發音訓練。
周留溪回憶，當時的老師理解了教材的精神，并將其發揚光大。 他竟然給他們上了整整兩個月的純正發音課。 他們整天學習國際音標，做發音練習和聽寫練習，甚至還做一些普通英語的聽寫。 中不存在的注音詞。 經過一個學期的學習，他們的發音、語調都有了較好的基礎。
第二學期，剛開始學習第二冊時，就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教學改革的《春節講話》。 從此，這套《英語》就被當作“資產階級教科書”放在一邊了。 而徐國章編的前四冊是基礎教材，選材精良，語言地道，結構合理（李福寧語）。 它們適合成年人自學，因此在一些英語愛好者中不脛而走。
1972年，王宗彥擔任副教授的廣州外國語大學有人提出建議：從南方發射“遠程導彈”，轟炸遠在北京的徐國章。 這被認為是一個聰明的建議，但問題是誰能提出一些強有力的批評理由呢？ 還沒等大家想清楚，“認可”這個詞突然就不再提了。 原來是張書記的女兒說：“爸爸，徐國章不想批，因為他的教材編得很好，我能看懂，跟得上?！?/p>
隨后，在英語教學界與徐國章齊名“南王北徐”的王宗彥說，這讓他想起了一句話，正義在人心。
“文革”后，英語專業面臨無大綱、無計劃、無教材的“三無”局面。 用老師們的話來說，就像是“坐等飯到鍋里”。 《英文》的修訂版和重印版已提上日程。
商務印書館外文部編輯朱原參與組織工作。 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商務印書館支付了費用，在西郊一家“豪華”酒店租了兩個房間。 徐國章任命南京大學的羅昌言和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張永標為助手（后又加上朱萬金），修訂第62版前四卷。 原教材的格式保持不變，只是更換了一些過時的課文和練習。
此時，于達奇已在“文革”期間自殺身亡。 第五卷至第六卷由商務印書館重印出版，未作重大修改。 第7～8卷修訂后移交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朱原回憶，這套教材改編重印后，不僅被大學英語專業使用，也被社會上很多大學的公共英語課程和英語補習班所使用。 一時間洛陽紙價格昂貴。
1979年，陳元回國，調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總經理。 一個冬天的早晨，下著大雪，他到王府井商務印書館上班，看到大樓前排起了長隊。 他從王府井拐進鄧氏西門。 他問隊伍中的一個年輕人他正在排隊買什么書。 他被告知要買《徐國章英語》，因為廣播電臺明天就要開播了。 他怕自己買不到。
陳遠聽后，二話不說就沖進樓里，找到了發行部的負責人，讓他們趕緊在樓外擺了幾張桌子，一起賣書。 突然有人大喊售樓部書籍不夠，立即派出卡車前往西郊倉庫提貨。 還好當時不堵車，書很快就被拉了回來。 大約兩個小時內，數千本書被售出，人群散去。
隨著自學考試的興起，《徐國章英語》的銷量也隨之增加。 到20世紀80年代末，年銷量已達30萬冊。
朱元回憶說，發行量很高，徐國章的稿費也相當可觀。 現任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英語專業指導委員會主任。 還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創辦了國家級助教培訓班。 他將相當一部分稿費花在了這些任務上。
朱原表示，教材的編寫是一項集體工作，參與者完全無償工作。 20世紀80年代繳納稿費后，有人提出意見，1962年參與編譯的劉成培參與了工作。 最后商務印書館單獨開一本，繳納稿費后解決了這個問題。
教科書每課末尾都有注釋。 朱原曾向徐國章建議，這些筆記非常重要，是否可以專門做一個索引，方便讀者查閱。 他還舉了一個例子，當時張道真出版了一本英語語法，還做了索引。 他不需要自己做。 出版社可以找人來做。 結果徐國章說：“你怎么能把我和他相比呢？” 朱元感嘆徐國璋很有學問，但太狂妄了。
新編徐國章英文
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外國語大學附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簡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急需一些能夠真正打開局面的重磅書籍。 時任外研社常務副院長的李鵬義多次懇求徐國章，希望他支持學校出版社在外研社出版《英語》。
1993年秋，徐國章在北京懷柔療養院養病，李鵬義前去探望他。 1994年秋，徐國章去世。
后任外研社校長、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的李鵬益，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最后一批工農兵學員。
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學生時他沒有上過徐國章的課，但他經常聽他的課。 徐國章講學時有句名言：“莫來我十言”。 李鵬義一開始只有一兩千的詞匯量，但他尷尬地發現有些東西聽懂了，有些卻聽不懂。 不過，他還有徐國章的講座一定要聽，因為徐國章的英語地道，而且博學幽默。 不管聽懂多少，都是一種享受。
1980年，國家通過了《大學英語專業基礎階段英語教學大綱》，同年成立了全國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材編寫與審查委員會。 王佐良擔任主席，徐國章擔任副主席兼英語組組長。 編委會設北辦公室、南辦公室兩個辦公室。 當時，李鵬毅剛剛從北京外國語大學畢業，留在學校。 分配到外國語大學，兼任北方辦事處秘書。
在外研社，剛畢業的大學生沒有足夠的資格來編輯徐國章的稿件，而李鵬毅則主要做校對工作。 他說徐國章寫文章總是變化很大，他說好的稿子是經過修改才做出來的。 他的文章由紅變藍，由綠變黃。 有時很難說清楚。 有的編輯不敢問他，怕他問：“你都想不通，怎么當編輯？” 李鵬毅跟他很熟，所以才敢問。 事實上，徐國章會耐心回答。
對于李鵬義的要求，徐國章很猶豫。 畢竟商務印書館是一家大的老牌媒體，雙方一直合作得很好。 他表示愿意將自己正在撰寫的《徐國章英文新版》交給外研社出版。 但新教材的周期太長，李鵬毅向他建議，可以在“英語”每章前面加上“”，并遵循。 附上一份“自學教程”，與原版有所不同。
最終，徐國章同意了李鵬益的提議，并親自到商務印書館進行談判。 他說：“外語研究出版社是我任教的大學的出版社，現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說了，別人都在養兒育女，我卻想出版老年書。” 商務印書館對此表示理解和支持。
1992年，《徐國章》由外研社出版。 出版當年，外研社利潤增加數百萬元。 出版后三年共發行近100萬冊，10年發行量達到700萬冊。 它是外研社具有良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圖書之一，使外研社得以迅速發展。 提高知名度和影響力。
1993年，徐國章耗時6年、修改數稿的《徐國章英語新版》由外研社出版。
他在序言中寫道，他之前編輯的《英語》雖然是暢銷書，但時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陳規走向改革，新編教材自然要面向世界，以傳播文化信息為重點。 讓學生在知識的河流中暢游，而不是整天分析句型和英語交際。
徐國章每節課寫的教程都非常個性化。 例如，在第二卷第二課“新加坡”中，他寫道：新加坡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僅僅是一個轉口港。 它的成立依賴于穩定、技術和有遠見的政治家。
每節課的背景知識解析尤其體現了徐國章廣闊的英語視野。 他指出，high-rise（高層建筑）是20世紀60年代后的流行詞，原來的multi-不再常用； （）是現代英語中的一個流行詞； （hope to be）是近30年來英語中的一個時髦詞。 這是一個口語化的術語，“保守派作家拒絕使用它”。
《徐國章英語新版》第一、二冊出版后，發行量超過20萬套。 1993年下半年后，徐國章身體不適，銷量不如《徐國章英語》，因此后兩卷沒有編撰出版。
“我投入了我的心和靈魂”
徐國章曾表示，“徐國章英語”的流行只能說明英語界的落后，他的興趣已經轉向了語言哲學。
1984年底，69歲的他辭去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主任職務，成立外國語研究所并擔任所長。 兼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教學與研究》雜志主編。 雖然這是一本學術期刊，但其發行量達到了75,000份的峰值。 徐國章曾說：“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p>
他為本出版物撰寫了多篇文章和書評。 1986年第3期發表他對金岳霖《知識論》的書評。
《知識論》是金岳霖1948年撰寫的70萬字的巨著，1983年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很多人都聽說過金岳霖在競選時丟了手稿，后來重寫的故事。昆明的警察，但真正讀過的人卻很少。 就連中山大學語言學家、教授王宗彥也表示，《知識論》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書，但其中包含許多專業術語和一些過時的語法，讀者很難理解。 。 比如那句名言“在這里我們只把語言當作庇護和應對的工具”，簡直就是一本“天書”。
徐國章不僅了解這種“天書”，還覺得它“如此普遍，如此親切”，讓他著迷，為之感嘆。 他在書評中寫道：金先生一生不寫時事，不拘泥于習慣，不為俗套所迷惑。 他是一位真誠的學者，一位徹底的哲學家。 他的書是哲學著作，他的語言是哲學家的語言。 乍一看很難理解，但仔細閱讀后就很清楚了。 他不需要任何參數編碼或樹分析。 他只用嚴謹、循序漸進的散文來表達它，除此之外別無其他。
對于最難理解的一句，徐國章解釋說，“所”是名詞，意思是給定（給定的情況）負責人 英語，“包含”是指對此的理解和保存，“應對”是指對這個的反應和處理。這 。 王宗彥說，經過徐國章的注釋，他感到平靜、放松。
徐國章多次表示，大學中文系和外語系要銜接。 中文系不應只注重訓詁、音韻、漢語語法，外語系也不應只注重外國語言學派的論據而把自己局限于一個小天地。
他親自實踐。 為了掌握《說文解字》，他老老實實交了80元一個工作坊。 他說他想挑戰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 后發表研究論文《及其語言哲學》和《從序言看許慎的語言哲學》）。
1992年3月，徐國章在天津主持中國英語教學會議。本文圖片/受訪者提供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原所長沈家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人對《馬氏文通》不以為然，認為它頂多是模仿拉丁文語法。 只有徐國章認為，這是經過仔細比較研究后的結果。 馬云不是一個模仿者，而是一個偉大的原創者。 “文通不妨解釋為普遍語法?！?沈家軒表示留學之路，這樣令人震驚的話語或許讓普通人難以接受，但確實指出了普通人忽視的“馬事文通”的普遍語法概念。
徐國章還為《外語教學與研究》撰寫了18篇帶有濃重“徐印記”的《編者注》。
1988年3月，《編者按》是“祝清華文科新生”。 徐國章寫道，這所1952年按照封閉模式剪裁出來的工科大學，現在竟然設立了文科系，這讓他這個清華老學者深受感動。 他用詩意的話語寫道：
希望是這樣
王國維、梁啟超
陳寅恪、趙元任
金岳霖、朱自清、聞一多
在朱先生學習討論的地方，我們看到了文科的復興！
愿刀模萬古長存，文科長存！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后，徐國章在4月份的《編者按》中，以語言學家的獨特視角，盛贊《南方談話》證明了語言的力量可以“驚人地偉大”可“收到講話后的結果”就是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他提出，新形勢下，中國外語界首先要反思自身，其次要加強自身建設。 “20世紀50年代以后，第一批外語人才出來了，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培養英國、美國、法國的專家，也沒有聽說過有國際法專家、海商法專家、保險法專家。我們只聽說過翻譯干部的培養。” 他說，如果不反思“翻譯干部全能論”，我們就會陷入困境而不知如何自拔，就會落后于時代而不知道如何轉身。
曾幾何時，《外語教學與研究》的編輯人員有的滯留在國外，有的萌生了離開的想法。 1992年底的一個晚上，徐國章把王克非叫到家里，談完編輯雜志的事情后，突然對他說：“克非，我要你答應我不要離開我們的刊物?！?王克非鄭重地答應了。
王克非小腿殘疾，1977年高考和隨后的五次研究生考試均落榜。 但徐國章看中他的研究能力，不顧一切地收他為碩士、博士研究生。 信守對徐國章的承諾，如今他已從事《外語教學與研究》工作30余年，擔任主編22年。
“徐先生”
英語世界的人都知道，北京外國語大學曾經有“一老二少”。 第一長老是徐國章； 第二位公爵是王佐良、周覺良。
他們三人同校，是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的同學。
1936年秋，徐國章從上海交通大學轉學到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李福寧同學很快就發現，徐國章的英語水平比其他同學要高。 他詞匯量大，英語口語流利，作文句式、修辭多樣。 他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一定的德語基礎，能讀懂歌德的散文原著。 學了法語后，他能很快地閱讀莫里哀和巴爾扎克的作品，還能用法語寫讀書筆記。 四年級時，葉公超教授翻譯課，要求學生翻譯《史記》中的《項羽本紀》。 他對徐國章的翻譯最為滿意，認為與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文筆頗為相似。
徐國章熱愛文學，尤其喜愛雪萊，在同學中被昵稱為“雪萊”、“艾麗爾”（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精靈）。
沒有人能解釋“一老二夫”這句話是如何流行起來的。 李鵬毅認為，可能主要是因為他們專業上的差異。 “太子”、“周公”專攻文學，“徐老”專攻語言學。 然而，無論何種語言，這三者在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中都是常見的。 他的文學功底都非常好。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50級莊一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徐國章的發音是標準的牛津發音，說話時句子很長。 他喜歡用一個又一個復雜的句子。 學生們知道他們無法模仿，只能深入了解他。 欽佩。
1951年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的胡文中說，徐國章對新鮮事物總是抱有極大的熱情。 20世紀60年代中期，社會語言學剛剛在國際學術界確立了自己的地位。 徐國章注意到了它的重要性和潛力，并率先行動。 本課程是為研究生開設的。
在1976年進入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吳冰眼里，徐國章和她母親冰心那一代老知識分子一樣，始終記得自己是一個精通外語的中國文化人。
徐國章常說，自己教學生不是“英語教學”，而是“英語教育”。 就是用英語作為學習文化、了解世界、陶冶心靈的工具。 他說，你要跟我說話，我先看你有多少文化內涵。 不然我就當教授陪你練口語？
一名博士生向徐國章請教。 徐國章讓他把讀過的專業書籍列一個清單。 他看完后說：“你在讀博士負責人 英語，怎么連哲學書都沒讀過呢？”
周留溪曾在與徐國章聊天時發出“咆哮”，稱自己感覺自己的學識只落后某位老先生十年。 徐國章聽后平靜地說，問題不是年齡，關鍵是是否讀大書。 只有讀大書，才能學有所成。
周留溪記得徐國章曾對英語語法的“大部頭書”有過一句話評價：斯威特的書是“開創性的”，克魯辛加和波茨馬是“學術風格的”，耶斯佩森是“學術風格的”。 （準備充分）、科姆（嚴謹、簡單）、贊德沃特（簡潔、流暢）、夸克的著作（優秀）。
徐國章說，迎接知識的挑戰，必須讀書，兩萬字只是寥寥數語。 只有一萬二千，只能看普通書。 沒有兩萬個詞匯量，就談不上真正的高級研究。
徐國章的讀書習慣是從中學開始的。 1932年淞滬抗日戰爭時期，在蘇州讀中學的他回到上海老家，無處可去，只能讀書。
他開始借助字典閱讀《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這是根據英國作家蘭姆及其兄弟的經典作品改編的版本。 查字典總是又累又無聊，所以他試著把字典放在一邊，大膽地讀下去。 如此一部老劇，讓人百看不厭。 他一讀，就會被吸引。 就這樣，他被神奇而精彩的文學故事引上了讀書的道路。 因此，每當看到中小學英語課本上的雞肋文章，他總是心痛不已。
在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學習期間，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師，但他沒有做任何具體的聽說練習。 他說，值得慶幸的是，“聽聽法”當時并不流行。
他曾為《英語世界》雜志寫過一篇文章“是的，確實存在這樣的事情”。 他在文中回憶了1937年秋至1938年春在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前身）的時光。
他寫道，南岳山上有白龍潭，潭背有大石壁，水從山上流淌。 隔池，山凹處，有房屋數十間，磚木結構，前有草叢，可容納一兩百人。 這是文理學院上課的地方。
孫延步 (Yanbu Sun) 是一位為低年級學生教授英語的英國教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劍橋大學。 他談論莎士比亞，并且經常一邊說話一邊背誦莎士比亞的書。 不知不覺中，大家都停止了記筆記，全神貫注地看著他。 那些詩句仿佛自動從他的口中傾瀉而出，師生們都沉浸在莎士比亞的美妙境界中。
“是的，這樣美妙的場景確實存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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