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4-04-14 21:12:18作者：佚名
點擊中華書局修訂版《金石》
元至正五年，江、浙等地，省刻本該書被國家圖書館收藏
中華書局藏百納本、元本、明疊印本影印本
編者按：《金史》的修訂工作從1961年開始，到1975年出版，歷時14年。 《晉史》修訂本從2009年修編方案審議通過到2020年出版，歷經十余年，為讀者提供了一個經過分段、斷點、校勘的可讀版本。 來自圖書館的秘密收藏，印刷版已分發到千家萬戶。 已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修訂版在修訂版的基礎上精益求精，在校勘、標點、格式等多方面進行了改進。 半個多世紀以來，從校勘規范到版式設計，從刻版到校對再到修訂版本，古籍編纂初期以學者和讀者為中心的探索與追求，一直都有反映。
2020年2月，點笑出版的《金世記》修訂版發布。 這是中華書局自2013年出版該系列《史記》以來出版的第九個版本。后來又出版了《梁書》的修訂版。 《金史》是元朝在陀陀領導下編撰的正史。 它記載了從女真完顏氏時代到金朝建立直至滅亡的百余年歷史。 該書共135卷，另加一卷《晉國語解》，歷時近兩年編成。 在元代官員編撰的宋遼金三史中，成書時間最短，卻被評價為“敘述最詳實、文筆最干凈”。 ，遠勝于宋元史”（趙毅《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中，編纂質量也名列前茅。但流傳千古的只有刻本和抄本。沒有標點符號和分段，給今天的讀者閱讀帶來不便。原版乃至今天的修訂版都是為了滿足新時代讀者的需要。
《晉史》的校對工作于1961年開始，1975年宣告完成。前期是在著名民族歷史學家、中央民族大學翁篤建教授的領導下組織，傅樂煥先生具體承擔的。中央民族大學學士。 1966年停刊，1971年重新開始編輯工作，由張正祥先生繼續完成，中華書局崔文銀先生完成編輯工作。
檔案顯示，1964年12月底，傅先生向書店提交了《《金史》校勘工作的進展及存在問題》的工作報告，其中對《金史》手稿進行了詳細分析。 、以前的成績、自己的學校、其他學校、以及標點情況。 解釋，并附專文討論《晉史》中人、地、部落、官等同義詞的使用和處理，實際上是對前人工作的總結。 這一時期，從1963年開始，來自全國各地負責二十四史的京外教授齊聚一堂，住在北京翠微路2號中華書局歷史學院。 傅樂歡先生是北京唯一住在書店里的學者。 學校歷史學家。 在前述報告中絲絲入扣意思，他提出需要500個工作日才能完成135卷《晉史》。 不幸的是未能及時完工，付先生于1966年5月沉沒于陶然亭公園湖中。
1971年后，《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仍在繼續。 張正宏先生負責《晉史》工作，崔文寅先生負責編修工作。 與專攻某一領域的研究專家不同，張先生的學術成就體現在多個??領域，在古代文字方面頗有建樹，尤其是金甲碑文、版本目錄、史學等方面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管理及采購，采購大量線裝古籍。 還參加過馬王堆漢墓文獻收藏組，擅長楷書、隸書。 他在該書店于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許多重要出土文件上簽名。
張先生與書店的結緣是通過他的《晉史》一書而結下的緣分。 從1971年開始，張先生與白守義先生、啟功先生一樣，聚集在王府井大街36號書店大匯樓，共同參與《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 《晉史》主編崔文寅先生曾撰文稱，張先生幽默地將做點稱為“粘胡須”和“拔胡須”。 當時，編輯在審稿時，無法將信息檢索情況以及標點更正的評論直接寫在稿件中。 相反，它們被寫在浮動標簽或紙條上，并貼在手稿中的可疑點上。 一本書經過編輯的第一次審閱后，就長滿了“胡子”。 張老師和第二次、第三次審核的領導會把自己的意見一一寫在漂浮的貼紙上，明確表明同意還是不同意，是否離開學校。 課本上沒有必要寫“胡子”。 拔。 崔先生回憶，從那時到1975年《晉史》校勘本出版，張先生每天坐在他對面，一起工作了四五年，完成了136卷《晉史》的編纂。 。
回顧二十四史的進程，是一位學者主導，下面多位學者參與。 它是由大學或研究機構承擔的。 對承辦單位某學科的學科建設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對中華書局的編輯們也有很大的幫助。 對部門編輯的成長也大有裨益。 《晉史》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與金朝有關的史料并不多，但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批遼、金、元時期的基礎典籍，其中不少是該書局編輯的《遼史》整理的， 《金史》、《元史》。 《晉史》主編崔文寅先生，主編《歸遷志》、《靖康稗史》等。《元史》主編姚靖安先生，還編印了《元代名臣故事》。 這項工作需要幾年的日復一日的工作，聚焦一個主題，逐句梳理。 糾正和整理正史是工作的基礎。
2005年開始，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修訂工程啟動。 該工作得到了學術界的大力支持。 任繼余先生、何子權先生、王忠漢先生、蔡梅標先生等，以及當時承擔具體工作的幾位前輩，參加了多次編纂工作會議。 季羨林先生還在病床上寫下了講話稿。 草稿。 每部歷史的修訂工作，由書店確定主辦單位和責任單位。 首先，首選是延續過去優勢、擁有穩定學術團隊的學術中心。 例如，北朝史仍然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承擔。 二是希望由近年來在年代史和專題文獻研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的實力雄厚的學術機構承擔。 比如《五朝史》、《舊唐書》就交給了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團隊。 關于《進士》的修改，傅先生和張先生已經去世了。 根據這一原則，最終決定聘請吉林大學歷史學院程妮娜先生承擔。 程先生一直致力于東北史乃至遼金史的研究。 他對遼金政治制度史造詣頗深。 在跟隨導師張伯全先生學習和研究的過程中，他也積累了大量對金代文獻的研究。 此后，她又組織了十位在宋遼金各專門史領域有專長的專家，參與了《金史》的修訂。
修改項目是根據原學校實際情況進行的。 不僅要回顧原學校的工作，還要吸收新的信息和學術成果。 工作的重要原則是保證程序質量，具體體現在學校教材、版本、長期編制、吸收前人成果、外部審查和編輯工作等方面。
例如，學校教科書。 原始手稿是用作新出版物基礎的最重要的文本。 在校對之前，我們不知道校對的版本和真正的原稿之間的文字差異有多大。 每個歷史情況不同，不同時期完成的積分校本處理方法和結果也不同。 很多學校的教科書不遵循原著而是擇其一，也不出版學校筆記。 當時是為了滿足普及的需要，而現在絲絲入扣意思，通過校對書，就可以清楚原來的版本是不是這個詞，以及應該根據它來修改哪本書。 《進士》校訂本以白坭本為基礎，兼有典本、北簡本，沿襲良本。 現在為了了解它們與白泥版有何不同，我們一一進行回顧。 用蔡梅標老師的話說，即使新的學績為零，但仍然是一個年級，因為我們知道原來的學績和原來的學績有多大的差距。
嚴格的版本校對是程序質量保證的另一個方面。 《二十四史》曾被抄錄出版，形成不同時期的版本。 有時會出現不同的文字，這是流通過程中各種情況造成的。 哪一個更接近作者的原著，哪一個更接近歷史事實。 存在巨大差異，決定了需要嚴格修改。 在修訂初期，書店為每段歷史準備了練習冊。 它不僅僅專注于校對工作，而是提供了小格式和寬格式的格式，以便于將不同的文本逐一記錄，并避免校對者的第一次嘗試判斷和選擇決定了哪些痕跡將被留下并被刪除。 新修訂版《進士》除校對本、檢閱宮本、北鑒本外，還包括南鑒本、永樂大典本、同光五版等新版。在清朝末年。 在版本的使用方面有很大的進步。
《二十四史》修訂的另一個必要動作是長編，需要逐句翻閱每卷，考察是否存在版本差異，以及前人對所涉史實是否有不同的校勘意見。 ，并翻譯原卷、頁碼、正文，校勘要點、以往成果、正文一一記錄，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斷，建議是否修改或不改正正文。 也許大多數人都看重學術論文，而低估校勘筆記，認為古籍的編纂只是標點而已。 然而，只有當你真正投入其中時，你才會發現，往往一本薄薄的書，編完后會有幾十個左右的點不清楚。 有意義的句子。 據說，在武漢大學職稱評審時，有評委認為協助唐昌儒先生編纂《北朝四史》的陳仲安先生沒有著作。 唐老師在會上說：“陳忠安老師寫的每一篇校刊都值得您一篇文章”。，這正是悲喜之詞。
除了精挑細選原稿、嚴謹編輯各卷、編寫長本外，還需要廣泛收集歷代特別是清代至今關于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并從中挑選出來。誰可以進行文本修改并吸收它們。 我們可以想象，20世紀50年代到1970年代的老先生們，其實都拿著線裝書，靠教育來標點，靠研究來解決專業問題。 當時實際達到的整體學術水平是非常高的。 相比之下，得益于近年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利用數據庫和各種電子手段進行廣泛的檢索。 因此，新一輪修訂工作中文件運用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遠大于以往。
經過多次打磨，修改稿進入審稿編輯階段。 評審時，書店會邀請組外專家對書進行評審，從學術角度進行評審。 《晉史》136卷全部經過外部全面審查，其順利出版也凝聚了眾多學術專家的心血。 編輯時，對修改組提交的每一篇長文、每一篇校對都會進行審核，將編輯意見一一反饋給修改組核實，并要求明確意見表明同意或不同意。 歷史校對與文學校對結合后，書店的專職校對員至少會進行兩輪校對，一輪是“校對版”，另一輪是“校對版”，這樣才能清楚地了解兩者之間的差異。原版、校對版、修訂版。 所有校對版本都需要經過編輯組和修改組的確認。 這確保了每個修訂版本的卓越性。
甲子記載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歷史。
（作者：中華書局二十四史修訂室副主任馬靜）（馬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