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書|《圣經》翻譯史（-）
更新時間：2023-10-22 19:14:06作者：佚名
摘要：《圣經》翻譯史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傳播史的一個側面，人們對《圣經》翻譯的理智認識是人類翻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從斐洛·尤迪厄斯（）、奧古斯丁（）、哲羅姆（），到馬丁·路德（），西方初期《圣經》翻譯經歷了數個里程碑式的階段，形成了若干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譯本，也經歷了數次重要的翻譯思想轉變：從最早的專注《圣經》文本，指出上帝的感召，到關注《圣經》翻譯作為與文學翻譯相對的存在，再到認識《圣經》翻譯的宗教功能與文學功能的共存。古時西方《圣經》翻譯思想呈現出了宗教凡俗化的萌芽，發生了由忠于上帝轉向服務教徒、由專注宗教倫理傳播轉向兼具審美需求的變化。
關鍵詞：《圣經》；西方；翻譯思想；演化
0.序言
以《圣經》為重要載體的古希伯來文化是西方文明源頭之一，對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文化發展都形成了重要影響?！妒ソ洝穬热葚S富，題材廣泛，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典，也是世界上譯成語言最多、譯本最多、出版發行量最大的精典之作。自《圣經》成書以來，就不斷地被闡明、翻譯和朗誦，《圣經》翻譯史就是西方文明和文化傳播史的一個側面，人們對《圣經》翻譯的認識是人類翻譯思想的重要組成部份。因此，了解《圣經》翻譯思想的演變，是翻譯思想史研究的任務之一。
《圣經》翻譯史宏大而持久，從公元前2世紀直至現今，2200多年來，人們對《圣經》的翻譯未曾停息。《圣經》翻譯首先由希伯來文譯成意大利文，再譯成拉丁文，又進一步譯成意大利的英語、法語、英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羅馬尼亞語，從而譯成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語言，各類文字譯本都經過譯經家們反復不斷地更改、討論直到定稿。應當說，《圣經》翻譯是人類有史以來規范性最強、討論最多的翻譯活動。直至明天，人們對《圣經》翻譯的討論和思索還在繼續。西方初期的《圣經》翻譯經歷了數個里程碑式的階段，形成了若干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譯本。從公元前3世紀的《七十子法國文本》（，又稱圣經新約希臘文譯本），到中世紀的《通俗拉丁文本新約》（）和法國各民族語言的譯本（如古德語譯本、古英語譯本），再到16世紀宗教變革運動時期的譯本（如馬丁·路德譯本），也經歷了眾多重要翻譯思想的轉變。
1.指出神的感召，專注《圣經》本義
古埃及文化和古希伯來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兩大來源。唐代西方的翻譯活動也因而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古埃及精典的傳播，另一類是對希伯來《圣經》的翻譯。相應地，唐代西方形成了兩類翻譯思想：一類是圍繞法國文學和文化作品翻譯展開討論的文學和演說類作品翻譯思想；另一類是圍繞《圣經》翻譯展開討論的宗教翻譯思想。這兩類翻譯彼此平行，譯經家和文學翻譯家各自實踐，分別討論，她們的翻譯思想未形成交集。
通常覺得，西方《圣經》翻譯大概源于公元前3世紀，《七十子法國文本》是希伯來語《圣經》最早的譯本。據傳，《圣經·舊約》中律法書部份（也就是五經，即《舊約》的前五卷），是由72位猶太學者應土耳其國王托勒密二世（II）之請，于公元前250年在亞歷山大城翻譯的，其余部份至公元前150年完成，后也稱全譯本為“七十子文本”或“七十賢士譯本”（任繼愈1998：604）。該本《圣經》在亞歷山大城翻譯，供當地不懂希伯來文的猶太人使用，故又名“亞歷山大本”。在《新約》未成典之前，《七十子法國文本》是教會館尊崇的經文，它后來被譯成多種文字?？梢哉f，它是教會在最初期通行的譯本，初期教會的思想和所用的語言，仍然遭到這個譯本的影響（駱振芳2001：42）?！镀呤臃▏谋尽帆@得了猶太教、基督教的共同承認，被視為權威本《圣經》。從此，《圣經》翻譯就基本確立了嚴格忠實于文本、力求譯文和原文相符的譯音原則。翻譯者必須嚴格根據原文含意，慎重選擇字眼，不能隨意刪掉、加添或更改經文意思。
斐洛是唐代西方《圣經》翻譯譯音派的一位代表。斐洛是精通意大利語的猶太哲學家，他是第一個嘗試將猶太神學“信仰”和法國哲學“理性”相結合的學者，他的哲學觀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發展形成了深遠的影響。雖然斐洛是一位猶太信徒，但他被廣泛覺得是基督教神學歷史的開端。作為基督教神學的奠基者，他的劃時代貢獻在于用柏拉圖哲學詮釋《圣經》神學（車桂1998）。斐洛是最早即將發表有關《圣經》翻譯闡述的神學家。他在《摩西生平》（TheLifeofMoses）一書的《七十子西班牙譯本的誕生》（Theofthe）中討論了對《圣經》翻譯的要求：《圣經》翻譯的首要條件是要有“神的感召”（2004：13），只有虔敬的信徒才有資格翻譯《圣經》，只能采用字字對應的譯音，保留原文的方式，不容許任何增刪改移。在斐洛看來，《圣經》譯者須為享有最高威望的希伯來人，受過良好的法國教育，對西班牙語的精通程度達到其對本族語的精通程度，須對作為上帝律法的《圣經》有一顆誠摯熱切的心，以崇敬之心態來聽寫下“上帝的聲音”。傳遞上帝聲音的人要至誠至真，必須是這些遠離俗世、過著宗教生活的人，也就是虔敬的信徒，在祈禱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以字字相應的方法來翻譯《圣經》。斐洛指出，《圣經》譯者應該被看作是神秘的先知或祭司，要以最單純的心靈在圣靈的引導下進行翻譯（同上：14）。斐洛的神秘主義“感召”論在《圣經》翻譯史上形成了深遠的影響，直至三百多年以后神學家哲羅姆和奧古斯丁才將之進行了修正。
斐洛對《圣經》翻譯的闡述與古時西方翻譯理論的另一個流派——大約同時期的文學翻譯“意譯”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羅馬共和國晚期的馬庫斯·西塞羅（T.）是從修辭學家、演說家的角度來看待翻譯的，他分辨了“作為解釋員的翻譯”和“作為演說家的翻譯”，后者指重視字詞對應的翻譯，前者指追求譯文對目標讀者所形成的療效的翻譯。西塞羅推崇創造性的自由翻譯，反對逐詞死譯，覺得譯者在翻譯時應像演說家那樣，使用符合古羅馬語言習慣的語言來抒發外來作品的內容拉丁文在線翻譯，以吸引讀者、打動觀眾，“沒有必要采取詞詞對應轉換的方法，而應保留語言的總的風格和力量”“不應像數錢一樣把原文成語一個一個數給讀者，而應依照原文的重量付給讀者價格”（2014：9）。西塞羅的翻譯思想“明確標識一種文藝美學觀”（黃振定1998：51），他所關注的主題成為后來人們闡述翻譯的重要論題。昆圖斯·弗拉庫斯（H.）是古羅馬知名的作家和批評家，其《詩藝》在西方文論史上搶占著重要的地位。他在該書中探討了其翻譯思想，贊同靈活翻譯以達成忠實，反對為了忠實而進行字詞對應的死譯（譚載喜2004：21）。賀拉斯覺得忠實于原文作者如同一個迷人的“坑”，譯者容易掉進這個“坑”里，既未能施展四肢也難以自拔（2014：15）。真正的忠實不是忠實于原作的方式，而是以目標語讀者為尺度來表現原文的內容，只要才能滿足信息的溝通和傳遞，即使將“特洛伊故事改編為一幕幕話劇表表演來，也要好過你自己給世人講一個新的故事”（同上）。昆體良（F.）也是這一時期西方重要的翻譯思想家，他的翻譯思想繼承了西塞羅的傳統，主張創造性的翻譯。他覺得譯者可以用最好的詞匯和詞組來抒發原文的意思，“可以給原文思想加上演說者的力量，補上被省略的東西，使原先松散繁雜的結構顯得緊湊”，由于翻譯“不是單純的解釋，而是努力在抒發同一思想時與原作的競爭和搏斗”（同上：19）。在昆體良看來，簡與繁各有魅力，修辭性的抒發和樸素的抒發也各有其美，直截了當和修飾變化均各得其所，即使是語言差別致使翻譯未能獲得比原文更好或則等同的療效，也不排除能通過努力使之獲得接近原作療效的可能性（同上：20）。
不難看出，斐洛的《圣經》翻譯思想與西塞羅、賀拉斯、昆體良等的翻譯思想截然不同，后者以原文文本為中心，秉持忠實，贊同譯音，前者指出譯本療效，不指出忠實，贊同譯音。但實際上這兩派思想互不相干，并不彼此否定，而是針對不同的對象，譯音和譯音并行不悖。緣由在于斐洛只關注《圣經》翻譯，他的譯音論只針對《圣經》翻譯而言，他根本沒有關注以修辭、演說為特色的文學翻譯。與其宗教神性至上的觀點相呼應，斐洛要求翻譯只能秉持原文旨意，不能變通與創造。他覺得的“在上帝和世界與人之間須要中介”（趙敦華1994：73），普通人不能直接感知上帝，更不能剖析上帝意旨，只有信奉上帝，對上帝極為崇敬，獲得上帝感召的人才有資格在虔敬的祈禱中與上帝交流，這種神學思想是斐洛翻譯思想的基礎所在。
2.兼具神性與凡俗，關注譯文可讀性
中世紀是西方各國封建制度完善和民族國家產生的時期，也是基督教文化逐漸傳播推廣而成為西方文明重要支柱的時期。一方面，通過《圣經》的翻譯傳播，基督教文化與法國文化、羅馬文化和亞述文化發生融合；另一方面，通過神學家的探求和詮釋，基督教教義逐漸理論化，產生了“信仰”加“理性”的基督教神學體系。從公元2世紀到公元5世紀，基督教誕生了眾多知名的護教神學家，如法國護教士查士?。ǎ?、塔堤安（）、阿薩納戈拉斯（）、提奧菲勒（）、伊里親烏（）、希波利特（），拉丁護教士德爾圖良（）、菲力克斯（Felix）、阿諾畢烏斯（）、拉克坦提烏斯（）等，以及多位杰出的神學“教父”，如圣安布羅斯（St.）、圣哲羅姆、圣奧古斯丁、圣本尼狄克（St.of）。她們宣傳基督教信仰，對基督教信條進行哲學解釋，使其日漸系統化。在與外部力量的混戰中，基督教內部也形成了各類不同的思想力量，她們黨爭不斷，由此加深了基督教的自我認識。在不同的宗教學說背景下，《圣經》翻譯思想開始發生了變化。
中世紀之前，西方《圣經》翻譯由斐洛的“字字對應”和“神的感召”之說一統天下。斐洛的譯音思想深受尊崇，七十子西班牙譯本被奉為顯學，譯者需有“上帝的感召”，翻譯中只可字字相傳，不可稍有創造。唐代晚期，“字字對應”的《七十子埃及文本》無法滿足拉丁語傳教的須要，神學家們必須譯出拉丁語《圣經》，探求新的翻譯和傳播路徑。作為這一時期哲學的集大成者，哲羅姆和奧古斯丁也是知名的《圣經》翻譯理論家，她們關于《圣經》翻譯的闡述就是中世紀《圣經》翻譯思想的代表性彰顯。
奧古斯丁本人并沒有從事過大量的翻譯工作，他按照自己的神學思想和校訂拉丁文《圣經》譯本的經驗，對《圣經》翻譯提出過非常重要的觀點。奧古斯丁對翻譯的理解以維護基督教義的神圣性為前提，他主要在《論基督教育》、幾篇有關《圣經》中《詩篇》的演繹以及兩封書信中對翻譯進行過闡述。他的《圣經》翻譯思想大致包括：（1）譯者必須通曉兩種語言，熟悉并“同情”所譯材料，具有一定的著述能力；（2）翻譯中必須重視“樸素”“典雅”“莊嚴”的風格，風格的選用主要取決于讀者的要求；（3）翻譯中必須考慮“所指”“能指”和譯者“判斷”的三角關系；（4）翻譯應立足于以詞為翻譯的基本單位；（5）譯者必須有“上帝的感召”（譚載喜2004：28-31）。奧古斯丁堅持“我信仰，故我理解”的基本立場，覺得信仰為理智打開理智憑自身難以步入的領域，幫助理智理解這些憑自身難以理解的對象，他覺得“除非你相信，否則你將不會理解”“心靈由相信從而理解”（趙敦華1994：144）?；谶@一立場，奧古斯丁繼承了斐洛的《圣經》翻譯必須借助“上帝的感召”這一觀點，贊成譯者假如沒有信仰在先、無法獲得“上帝的感召”，這么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圣經》，更不可能翻譯好《圣經》。出于對受眾的考慮，奧古斯丁也注重譯文要便于理解。他說“對上帝的信仰幫助一個人理解得更多。……因為信仰來自傾聽，聆聽得自基督的布道，人們若不理解布道者的語言，何以才能相信他的信仰呢？”（同上）。
奧古斯丁似乎覺得凡俗語言是有缺陷的，《圣經》背后那上帝的永恒智慧未能通過人類凡俗的語言完整呈現下來，但他很注重通過《圣經》翻譯讓萬民緊靠神；“就拿《圣經》來說，它作為人的意志這些可怕癌癥的醫治方子，最初是用同一種語言寫的，使它能在適當的時侯傳播到整個世界，但后來被譯成各類各樣的語言，傳播到四面八方，萬民都曉得的救人方子。人通讀它，就是要找出這些作者的思想意志，并通過它們找到神的意旨”（奧古斯丁2004：47）。因此奧古斯丁指出獲得了“上帝的感召”的《圣經》譯者對凡俗語言的掌握，主張譯者在翻譯時需盡可能填補自身在語言上的缺陷。他推崇“樸素”“典雅”“莊嚴”的譯語風格，其中，“莊嚴”是為了維護上帝圣言的神圣性；“典雅”是對于語言美感的要求；“樸素”則是對讀者的關照。
奧古斯丁承繼了斐洛的觀點，完全傾向于譯音，“要求翻譯立足于作為基本單位的詞句，掌握符號方式與實際內容的關系，以確認和忠實于原文的意義內容為根本”（黃振定1998：57）。他注意到了讀者需求的差別，指出依據讀者需求調整翻譯風格，其對翻譯問題的思索早已從翻譯方式擴及譯者和讀者。奧古斯丁的翻譯思索是其神學思想在翻譯中的顯露。他的翻譯闡述中蘊涵著他對信仰與理解的觀點，涉及怎樣獲得上帝的感召，怎么甩掉民眾日常語言的局限，以及怎樣向信眾呈現出上帝的啟示、讓民眾緊靠上帝等神學問題。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斐洛和奧古斯丁為代表所指出的“上帝的感召”是神圣而不可企及的，譯者傳遞上帝的聲音仍需依靠具有缺陷的普通民眾的語言，奧古斯丁似乎也堅持譯者必需要有“上帝的感召”，但也意識到了上帝圣言的完美性與凡俗語言的缺陷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其實奧古斯丁堅持譯音，但在他眼中，“《圣經》的原文及其各類不同的譯本并無實質性的差異，它們都只是尋求上帝意旨的途徑。原作并非神圣不可侵害，占有至高無上地位永遠只能是上帝的智慧”（方儀力2013：158）。他贊同以樸實的語言讓《圣經》走向民眾，這是從觀念上對宗教性與凡俗性之間矛盾的一種調諧，而與奧古斯丁同時期的哲羅姆則是從翻譯實踐上將宗教神圣性邁向凡俗民眾的神學思想彰顯了下來。
哲羅姆是西方歷史上知名的神學家，被譽為“古代西方教會中最偉大的學者”（華爾克2005：278）。哲羅姆以研究和翻譯《圣經》聞名，他對基督教世界所做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對《圣經》進行了校訂和翻譯。先前，他按照七十子西班牙譯本，將《舊約》從西班牙文譯成拉丁文，后來他覺得七十子西班牙譯本并非最好的藍本，于是又按照希伯來原文，并參考當時已有的拉丁文譯本，重新進行了翻譯，《新約》部分則參照了古拉丁文本，由意大利原文進行改譯（謝雪如1984：27）。哲羅姆主譯的《圣經》被稱為淺顯拉丁文本《圣經》，該本“使拉丁文讀者有了第一部‘標準’的《圣經》譯本，并在后來成為羅馬天主教所承認的唯一文本”（譚載喜2004：25），直至明日該譯本仍為羅馬天主教會館重用。與往年的翻譯思想家相比，哲羅姆所發表的有關翻譯的言論除了在數目上超過了前人，他對翻譯問題的復雜性也洞悉得愈發深入。他將譯音和譯音看成是一種互補而非對立的關系，覺得它們分別適應于不同類型的翻譯，還分辨了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覺得二者有不同的使命，有不同的原則和技巧，文學翻譯應多采用譯音，而《圣經》翻譯則應以譯音為主。哲羅姆“繼承了西塞羅和昆體良的觀點，但闡明了她們沒有意識到的雙語之間、內容與方式及忠實與創造之間的矛盾”（黃振定1998：55），他的闡述代表西方翻譯界初步顯示出了對不同文體翻譯具有不同矛盾的剖析。
哲羅姆對《圣經》翻譯有著非常嚴謹的心態，他做了大量細致的譯前打算工作，對比了許多譯本，做了希伯來語人名和地名的專題研究，這促使他在主觀認識上顯得更為理智。和斐洛、奧古斯丁的觀點不同，哲羅姆并不指出《圣經》譯者必須有“上帝的感召”，相反，他是“以譯者而非教徒的身分來做翻譯”的（蔣哲杰2013：88）。他除了分辨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還非常注重宗教翻譯的語言“優美”。他在《教會史》的前言中說：“要傳達一個人的每一句話，每一處都與原文寬度保持一致，這真是十分困難的。要讓翻譯保存本來在另一種語言中所彰顯的優美，這也是十分困難的任務。??譯者要考慮詞序、詞格、修辭，尤其是慣用抒發”（同上）。這段話顯示出了哲羅姆對宗教翻譯的認識與前人的不同之處，他將宗教翻譯中保持譯文的文筆和修辭當作了要完成的任務，并充分意識到完成這項任務的困難性。不過，哲羅姆指出譯文之美的出發點還是為了《圣經》原文，他不希望信眾在讀到不雅的《圣經》譯本時，誤以為《圣經》原文就是這么，因此，他倡導提高譯文的文筆，以在讀者心里建構《圣經》原文的美好形象。
我們可以看見，最初期的《圣經》譯者只關注自我，不關注文學翻譯，只關注《圣經》原文文本，不關注譯文可讀性，指出譯者獲得“上帝的感召”，而到了唐代晚期，譯經家們對《圣經》翻譯有了新的認識，她們意識到了宗教翻譯之外的文學翻譯，對文學翻譯和宗教翻譯進行分辨并提出差別性的翻譯方式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理論貢獻。譯經家們開始關注《圣經》譯文的文筆和修辭，意識到了凡俗語言的缺陷與《圣經》翻譯的神性要求之間的差別，她們開始嘗試調和差別，既要求忠實于原文，保持原文的神圣性，也指出譯文的可讀性和可接受度。
3.消解教會特權，展現《圣經》的文學性
隨著羅馬帝國的衰亡，西方翻譯漸漸轉到低谷，直至14世紀末，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盛行，西方翻譯和翻譯研究又開辟出新的局面。古典文化的復興和新文化思想的傳播有賴于翻譯，各領域、各民族語言的翻譯活動蓬勃發展，打破了唐代和中世紀時期法國語和拉丁語之間轉換的單一性，各國譯者可以基于自己民族語言進行翻譯實踐，對翻譯問題的討論盛況空前，出現了專門闡述翻譯的文章，理論看法豐富。英國、德國、法國、英國都有杰出的翻譯思想家代表。
伊拉斯謨（E.）是法國知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神學家，他曾游學法國多國，學識淵博，其最知名的作品《愚人頌》被譽為文藝復興早期人文主義的啟幕之作。他還整理翻譯了《圣經·新約全書》新拉丁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對后世的《圣經》研究形成了深遠的影響。他對翻譯理論也做過多方面的論述，其主要觀點為：必須尊重原作；翻譯者必須具有豐富的英語知識；風格是翻譯的重要組成部份；風格的性質取決于讀者的需求（譚載喜2004：60-63）。很顯著，伊拉斯謨的上述翻譯思想與西塞羅等開創的翻譯理論傳統一脈相承，但他在其中注入了更多的人文主義色調。作為一個能用正宗拉丁文寫作的古典學者，伊拉斯謨通過文本對比的方法將中世紀《圣經》譯文中的錯誤曝露下來，借此證明在解釋《圣經》的問題上沒有絕對的權威。他覺得“人們在語言知識和學問上每前進一步就會造成對《圣經》的新的理解，因此可以形成新的譯文”（同上：62）。這一思想既為神學家之外的民眾爭取了翻譯和詮釋《圣經》的自由，也為后來現代性翻譯理論的出現埋下了伏筆。
路德是文藝復興時期卓越的翻譯實踐者和翻譯理論家。他提倡了16世紀法國的宗教變革，他翻譯的第一部普通民眾可以學習的法文《圣經》在西方宗教史上形成了重要影響，也對日本語言和文學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翻譯理論觀點為：必須采用人民的語言；必須重視句型和意思的聯系；必須遵守七條原則；必須集思廣益（譚載喜2004：64-68）。他覺得翻譯中必須使用能讓“家中的婦女、街上的孩童、集市上的女子”（2014：87）都明白的英語，提出了翻譯中可以改變詞序、運用語調副詞、增補連詞、略去成語、用短語翻譯詞組、轉換比喻和非比喻、注意文字變異和解釋確切性等具體操作條例。他并不把譯入語當作一個理想的穩定的符號系統，而是將之視為現實生活中的交流工具，主張在翻譯時采用個性化和人文化的方法來抒發原文意義。路德的翻譯看法為其神學思想服務，或則說他是從神學家角度來討論翻譯問題的。他反對只有在“上帝的感召”下能夠翻譯《圣經》的神秘主義觀點，引導民眾“因信稱義”轉向《圣經》本文，消解了教會解釋舊約的權威，他的“最重要的翻譯理論貢獻在于提倡現在我們所謂的讀者導向”（同上：84），成為后來西方翻譯理論中“讀者反應論”實用主義觀點的歷史淵源所在。路德《圣經》極為有力地促進了英語的發展，該本不僅大量吸收當時通行的法國土話外，還移植了不少外來語，創造了許多生動的復合詞，從而產生一種創新的語言風格，被叫做“路德英語”。它為之后標準英語的產生與規范化奠定了基礎。路德《圣經》的文學性很高，被譽為“德國詩歌文學的里程碑、世界文化寶庫中的珍奇”（謝雪如1984：27-28）。
文藝復興時期拉丁文在線翻譯，教會人員以“神的感召”為由對《圣經》闡釋進行把控，這與宗教的凡俗化須要產生了矛盾，也造成《圣經》翻譯中譯音派和譯音派的產生與分立，在宗教變革的背景下，譯音派搶占了宗教翻譯論戰的上風。另外，羅馬帝國時期，西方翻譯主要在法國語和拉丁語之間進行。這兩種語言同屬于印歐語族的芬蘭語系，親緣關系較近，因此雙語差別并非翻譯的困難所在。文藝復興時，法國各民族語言獲得發展，產生了各自獨到的詞法和復句，翻譯給各國民族語言帶來的沖擊就成了譯者們關注的一個問題。許多民族語言譯者倡導使用自己民族日常抒發形式，降低譯語中對拉丁語的模仿，以避免譯音影響自己語言的地位。因此，譯音除了是翻譯中有效傳達原文意義的策略，更是一種保護民族語言的策略。有學者強調，14-17世紀法國的《圣經》翻譯也呈現出顯著的凡俗化傾向（蘇艷2017：157）。譯音成為這一時期的主流，說明社會須要是翻譯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根本緣由，人們的翻譯觀念反映的是翻譯背后的社會問題。
4.結語
《圣經》在西方被視為最重要的宗教文本這一，它是奠定基督教神學思想、教義、教規與教會禮儀的基礎性文本?！妒ソ洝贩g忠實于原文，等同于忠實于上帝，“忠實”是未曾改變過的《圣經》翻譯原則。不過，西方的《圣經》翻譯思想并非一成不變，從斐洛到奧古斯丁、哲羅姆，再到伊拉斯謨、路德，西方歷史上《圣經》翻譯形成了若干重要的譯本。相關翻譯思想也經歷了數次的變化，由專注《圣經》原文本義轉向兼具譯文讀者需求，由專注宗教翻譯到意識到宗教翻譯與文學翻譯之間的差別，由指出《圣經》的神圣性到注重譯文的文學性，《圣經》翻譯主體要求由“獲得上帝的感召”轉向消解宗教人士的特權，《圣經》翻譯的凡俗化萌芽展現，《圣經》被賦于了既調整人與神，也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功能。以民族語翻譯、出版和傳播《圣經》為主要方式的《圣經》譯本逐漸多元，折射出教權和神學思想發生的變化，反映出亞洲基督教凡俗化的內在需求。
來源：2020年《翻譯史論叢》第1輯、翻譯史論叢公眾號、翻譯教學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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