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10-12 20:11:56作者:佚名
新中國早期半工半讀教育的產生及其實現方式摘要新中國五六十年代半工半讀教育制度,絕非是一種簡單的教育制度。把普及工農教育作為教育目標、樹立勞動觀念作為政治目標、發展生產作為經濟目標、文化革命和技術革命作為科技目標,以勤工儉學作為行進路線、產教融合作為主要載體,工學結合作為主要方式,政治動員作為主要策略、快速躍進作為推進力來發展的。因為社會賦于了太多的功能,加上政治推進、又多又快,且在各種教育中泛化發展必然引起大起大落,但其在職業教育領域中試行中學辦鞋廠、工廠辦中學、產教融合、工學結合、服務生產、以產養教的做法,對指導職業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關鍵詞半工半讀;產教融合;產學研合作;勤工儉學;新中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半工半讀是職業教育的重要辦學特色和人才培養模式。新中國五六十年代大規模試驗半工半讀教育制度,這是教育作祟,還是生產須要;是政治運動產物,還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須要;是特殊年代的產物,還是有規律可循?須要客觀還原其原本面目,剖析其形成、發展的緣由,總結其實現方式,便于正確地學習承繼、批判發展。一、半工半讀教育的形成和發展過程1949年,新中國施行的、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
”1949年12月,教育部舉行第一次全省教育工作大會,明晰了新中國教育工作的目的,即“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確立了我黨注重工農教育的基本方針。解放早期,因為我國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列小,隨著新中國培養的中中學結業生日趨增多,大量高小和中學結業生欠缺勞動技能,與國家經濟建設對勞動者素養的要求不相符。而1951年施行學制時未將生產技術課或農活課納入教育內容。針對教育脫離生產的弊端,解決高小和中學結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問題,中共中央于1954年5月24日批轉的中央教育部黨組《關于解決高小和中學結業生學習和從事生產勞動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提出:“今后進行勞動教育,除注意培養勞動觀點和勞動習慣外,還應該注意進行綜合技術教育,使中學生從理論和實踐上懂得一些工農業生產的基礎知識。”1956年5月,教育部頒授《關于普通中學施行基本生產技術教育的指示(草案)》,明晰提出:“我們培養下來的中學生,除了須要具有文化科學的知識,同時還要具有現代生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7月,教育部發布《關于1956-1957學年度中中學施行基本生產技術教育的通知》,開始在中中學有步驟地施行基本生產技術教育,在中學增設手工勞動課。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大會第十一次(擴大)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厲行節省、勤儉建國”的要求[1]。同年3月16日,《人民晚報》發表社論《勞動教育必須常常化》,隨后全省開始普及勞動教育。5月5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劉少奇《提倡勤工儉學,舉辦閑暇活動》一文,文章強調:“今天本報發表了一則消息,報導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廣東、北京等地一些大、中校區的中學生出席閑暇勞動,舉辦勤工儉學。從這個報導中可以見到,在這些地方的中學生中,有不少的人一面勤奮攻讀,一面借助閑暇和周末的時間去從事各類有益的勞動。”“事實表明,舉辦閑暇勞動,倡導勤工儉學,有可能成為解決中學生學習費用困難和普及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2]6月6日,《人民晚報》發表社論《一面勞動,一面讀書》,介紹了平陽二中幾年來組織中學生閑暇勞動的經驗。使勞動教育從一種教育方式進一步演化成為具有頂崗性質的勞動教育。同年劉少奇對11月8日《參考資料》刊載的《美國學院生有2/3半工半讀》一文作了批示,“此件送團中央一閱。中國是否可以某些試辦?請大家研究”。11月19日,民革中央印發了這個批示和文章,并通知各市、市、自治區總支:“請大家請示各市、市、自治區黨委,能否和有關方面一起,選擇某些單位,來重點試行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制度。
”半工半讀的提出實際上給當時的勤工儉學起了個具有國際水準的教育稱謂,賦于了名符顯然的名稱。1958年1月20日,《人民晚報》發表社論,推薦新鄉市長葛縣第三中級學校勤工儉學的經驗。從1954年開始,南陽中學開辟耕地馴養馬匹,組織全校師生出席生產勞動,中學生用自己的勞動所得除了解決了部份伙食費、學費和書費,減少了中學和家庭負擔,并且從中遭到了挺好的勞動教育。1月27日,民革中央發布《關于在中學生中倡導勤工儉學的決定》指出:“一面勞動,一面讀書,勤工儉學的活動對于培養中學生成為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1月31日,毛澤東在長沙大會上提出的《工作方式六十條(草案)》中指出:“一切中等技術中學和技工中學,但凡可能的,一律試辦鞋廠或則農場,進行生產,做到自給或則半自給。中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種中學可以多招些中學生,而且不要國家降低經費。”他既強調了半工半讀是勤工儉學的重要實現方式,又強調半工半讀的適用范圍、主要方式和舉行目的。1958年2月3日,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關于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中提出,“有步驟地推行半工半讀的教育制度。中等中學和高等中學,但凡有條件單獨舉行或則聯合舉行實驗鞋廠、實驗農場和實驗牧場的,都可以單獨舉行或則聯合舉行,一面從事教學,一面從事生產勞動;不能舉行的,可以同當地的鞋廠、作坊和服務行業簽訂生產實習協議,進行實習,或則出席當地的定期義務勞動和農業合作社勞動,使學習和勞動相結合”[3]。
半工半讀進一步擴大到高等教育領域。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大會上作了《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講話,從制度改革的角度全面論述了半工半讀教育的意義,提出半工半讀的職業教育方式,促使部份青年工人可以得到學習與培訓的機會,減輕了當時大部份企業技術工人短缺的問題。1958年,在探求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時,毛澤東重點考察了半工半讀、廠校結合的做法,覺得這是實現教勞結合的很有效的一種方式。他在8月13日參觀北京學院和南開學院時進一步強調:“以后要中學辦鞋廠,鞋廠辦中學。”“學生要勤工儉學,班主任也要搞。”半工半讀的領域進一步擴大。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今后半工半讀中學將與全日制中學、業余中學同為我國三類主要校區。至此,半工半讀確定為我國的一種基本教育制度。半工半讀教育在試辦二、三年后,因為“大躍進”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工農業比列嚴重失調,從1960年開始,國民經濟不得不步入了為期3年的調整整治時期,半工半讀中學被迫停辦。1963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1964年,在毛澤東提出變革教育制度之后,劉少奇再度提出“兩種教育制度”方案。他建議,各市、市、自治區以及各大城市都著手試驗、試辦。
1964年下半年,上海、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開始開展各類方式的半工半讀中學。11月,中央即將做出《關于發展半工(耕)半讀教育制度問題的批示》,明晰提出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強調:“在教育工作中,全日制高中還要發展,全日制的小學和高等中學不再發展了;之后,國家的教育經費,不僅維持這種全日制的中學以外,新降低的主要拿來代辦或則津貼半工半讀、半農半讀的中等和高等中學。”全國各地農村半農半讀的農業學校、中等農業技術中學迅速發展,一些全日制的中等專業中學和技工中學“既是中學,也是鞋廠”。為了更好地領導和推動半工(農)半讀教育的試驗工作,一些省市和中央教育部門組建了專門管理半工半讀的機構。二、半工半讀教育形成、發展的成因剖析(一)普及工農教育的重要方式1952年,我國全面仿效南斯拉夫的經驗對舊教育制度進行整修,經過幾年實踐,發覺完全仿效不適宜我國國情,存在許多問題。如過于指出統一,專業界定過窄;過于注重課堂知識學習,忽略勞動教育和就業教育;教學內容搞一刀切,不重視中學生個性的培養;辦學方式單一,地方積極性不高等。當時教育內外強烈要求反省南斯拉夫的經驗,走一條適宜中國國情的教育發展之路。而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中學的中學生“一面學習、一面出席勞動”成為新中國教育變革的重要方向。
(二)落實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新政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不僅是提升社會生產的一種方式”,并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惟一方式”[4]。這一觀點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既可以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也可以促使人的全面發展。毛澤東也曾強調:“教育(或學習)是不能孤立地進行的,我們不是處在‘學也祿在其中’的時代,我們不能餓著腹部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我們必須注意經濟工作。”[5]而當時剛組建的新中國,既須要發展生產,也須要發展教育,而半工半讀能使兩者兼具。因此,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層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同時,強調:“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在一切中學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即將課程。每位中學生必須按照規定出席一定時間的勞動。”同時,也對“學校辦鞋廠和農場,鞋廠和農業合作社辦中學”作出了詳盡說明。(三)減輕教育大躍進和普及小學等教育與教育經費不足的矛盾1958年5月舉行的中共八大二次大會上,毛澤東強調,要在一段時間內掃除文盲,普及高中教育,逐漸做到通常的鄉都有中等中學,通常的專區和許多縣都有高等中學和科研機關;提出了教育大躍進的目標。
而另一方面,全省各行各業開始大躍進,使剛才開始恢復的國民經濟面臨著發展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為此,教育領域的大躍進只有借助群眾的力量就能實現。因為大大專高校和技工校區擁有較好的實驗、實習和實訓設備,既才能滿足中學生實習,也能生產產品或設備,堪稱一舉兩得的事情。“半工半讀中學半工半讀學校,因為學員在學習期間不脫離生產勞動,繼續為國家創造財富,這能夠減少國家和學員家庭的經濟負擔,做到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像我們擁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要普及教育,光靠全日制中學是不行的。只有施行半工半讀(半耕半讀)這些教育制度,能夠使工人、貧下中農和她們的孫輩有更多的入學機會,也才有利于更快地普及教育,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6](四)解決生產大躍進與技術人才、生產技術和設備不足之間的矛盾1958年,我國各行各業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生產領域的大躍進實質就是短期內擴大生產規模,生產規模的擴大須要大量的技術人才,必然要求教育的大躍進;同時,生產規模的擴張須要技術和生產設備的支撐。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大會上,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說:“現在早已是向全黨和全省人民提出新的革命任務的時侯了,早已是提出技術革命以及同技術革命格輔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時侯了。
”并確定了“文化革命”、“技術革命”的具體任務。當時,許多生產搞得非常出眾的技工中學,生產水平通常不高于同類型條件相同的鞋廠,這客觀上為職業中學推行半工半讀提供了用武之地。據1958年初計算,假如把技工中學所有的生產實習設備都充分借助上去,用之于生產普通車床,年產值約可達到一萬多臺[7]。以北京市鞋廠辦學的實踐表明,據當時報紙報導:春和紡紗廠舉辦半工半讀半年后,總值和勞動生豐度提升了30%。飛龍橡膠廠推行半工半讀后的1959年第三季度,勞動生豐度比上年同季度提升了60.7%[8]。北京市勞動局所屬的第一、第二兩所技工中學,1959年生產的各類銑床,占全市全年銑床生產總量的12%;第一民航大專一年中就生產電動機3000多臺,機床200臺[9]。三、半工半讀的主要方式(一)廠辦中學的半工半讀因為當時我國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不能滿足生產的要求;中等職業中學結業生數目又少,不能滿足企業用工需求,為解決這一問題,當時指出采取在鞋廠舉辦半工半讀的學徒制,對在職員工舉辦文化與技術教育,對新招收的中學結業生舉辦技術教育等舉措來滿足工業化建設的須要。按照毛澤東“學校辦鞋廠、工廠辦中學”的指示精神,1958年5月27日上海國棉一廠工人半工半讀中學即將開學,招收51名工人,每晚6小時生產2小時學習,推行“六二”制半工半讀。
這是全省第一所工人半工半讀中學。5月29日,《人民晚報》發表題為《舉辦半工半讀的工人中學》的社論,強調:“半工半讀的工人中學是培養工人成為知識分子的主要方式,它代表著我國教育事業發展公路中的一個新方向,是多快好省地培養工人階層知識分子的一項重要方式。”此后,廠辦半工半讀的職業教育以北京為試點,逐漸向全省推廣。7月10日,劉少奇在沈陽舉行半工半讀座談會。他在講話中除肯定工人半工半讀中學的經驗外,又提出了試辦新建改建廠招收高中結業生施行半工半讀的意見。他說:“老廠子困難大一些,新廠子還沒有招工,打算招工施行半工半讀。新開鞋廠除師父外,都招收高中結業生,推行六班制,四小時作工,四小時上課,兩年結業。”“工廠就是中學,中學就是鞋廠。”8月10日,北京市制訂了《工廠辦中學(半工半讀)規劃草案》,規定:“今年有6000名中學結業生分配給屬于‘高、精、尖’的鞋廠,推行半工半讀。”在省委半工半讀領導小組領導下,市教育局會同有關局、委,確定了感光膠卷廠、制藥廠等19個單位招生,共招收高中結業生4050人,舉行了青年中學生半工半讀中等專業中學。開始階段,中學生半天在課堂學習,半天在對口車間勞動,角色轉換過快,后來改成一周學習,一周勞動,中學生隨工人輪班,確定師徒關系,本著“工種輪換,一專多能”的原則,在幾個主要工種上基本達到能獨立操作水平后,固定在一個工種上[10]。
從上海的實踐來看,當時廠辦技工中學有三種類型,據1960年9月統計,全市廠辦青年中學生半工半讀中學20所,中學生5200人,通常工人半工半讀中學26所,學員7800人;調訓老工人半工半讀中學64所(班),學員3400人。全市共有半工半讀中學110所(班),學員16400多人[11]。(二)城市職業中學的半工半讀1958年,杭州第一民航技工中學提出“不要國家一分線,每年照樣為國家培養出300名合乎標準要求的技術工人”的呼吁。重慶第一民航工業技工中學勤工辦學的先進例子在報紙上遭到公開夸獎后,毛澤東在年初的工作指示中也肯定了這一做法,全省掀起了學先進、趕先進的風潮。1958年3月20日,在全省技工中學工作大會上,勞動部主任馬文瑞發表了“勤儉辦學,勤工儉學,為培養思想好、技術好、身體好的新工人而努力”的講話,充分肯定了重慶第一民航工業技工中學的做法。大會一致覺得,今后技工中學必須堅決貫徹勤儉辦學、勤工儉學的方針,走上自給自足的公路,為國家培養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必要的技術理論知識、全面的專業操作技能和身體健康的新工人。“凡是有條件附設生產單位的中學,應該力爭在一定時期之后使中學經費達到自給、半自給或則部份自給,便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我國的教育事業。
”技工中學的半工半讀,通常采取“三三制”(一天上課,一天勞動),少數采取“四二制”,也有隨年紀的不同而作不同的課時分配的[12]。三個學年教學過程的安排是:第一學年每周七天理論一天實習,理論課與實習課可按次日間倒或十日間倒等辦法進行講課。第二學年每周二天理論,四天實習,其中下學期每周也可組織連續實習,連續實習的課可采取晝夜三班輪流講課的方式;假如因設備條件限制,也可以與第一學年相同。第三學年除每周保留5~6節工藝課和政治課外,應全部在校連續實習或進企業生產實習[13]。從施行半工半讀職業中學的外部條件來看,除了各所技工中學都有一定的生產實習設備和技術力量才能參與生產,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工農業領域生產的大躍進,生產設備匱乏,為職業中學生產的產品提供了社會需求。為保證原材料的供應和解決產品銷路問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地方黨委和政府,應該把中學所辦的鞋廠和農場,列入地方的生產計劃和商業銷售計劃,對它們供給原料和推銷它們的產品,派技術工人去傳授生產技術,并注意指導和組織她們的生產。”同時,許多中學都主動爭取為生產部門加工訂貨或共同協作制造機器部件。如天安鄉第一技工中學和十幾個生產部門簽訂了協議。
僅廣東省農業廳等部門就向該校購買了100余臺C615機床、皮帶機床和皮帶牛頭銑床;上海市第一銑床廠也要該校代為配制機床零件10000多件[14]。(三)農業學校的半工半讀1956年,我國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改建,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和基礎教育的發展,等待升學的高小、初中結業生急劇降低。當時全省每年13~16歲的高小結業生共有3700千人,正規中學只能容納700千人,缺口很大并且大多在農村。1957年春,全省高小結業生大概有4/5不能升中學,中學結業生大概有2/3不能升中學和中等專業中學,中學結業生有將近一半不能升學。為解決生產和升學的雙重壓力,1958年3月8日,湖南省東臺縣雙樓鄉農戶用4天功夫創立了海門縣雙樓鄉公辦農業學校,3月17日,河北市委舉行公辦農業學校座談會,中共中央宣傳部主任陸定一在座談會上強調:“動員群眾的力量辦各類職業中學非常是農業學校,使不能進普通中學的高中結業生都能升學,是一個好辦法。”[15]3月24日,教育部在上海舉行的第四次全省教育行政大會上提出“大力開展農業學校、工業學校和手工業學校,把高小結業生培養成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又有一定生產技能的勞動者”的要求。
此后,陜西、浙江、河南、遼寧等省都舉行了大量農業學校。1958年4月21日和1960年3月16日《人民晚報》分別發表題為《大量發展公辦農業學校》和《又多又好地辦農業學校》兩篇社論,指出要“大力發展農業學校,多辦一些農業學校,進一步把農業學校辦妥”。農業學校創立的目的是為農業培養技術人才,推行群眾辦學,秋收勞動,農閑學習,半耕半讀,為農業生產服務,并采取誰讀書誰湊錢的原則。農業學校是公辦學校,中學生交費念書,但因為推行勤工儉學、半工半讀,既出席勞動獲得了勞動酬勞,極大地緩解了中學生家庭負擔;既滿足了人民群眾接受初一級教育的需求,又滿足了人民公社剛創立對技術人才的需求,所以在全省得到了普及。農業學校開辦的課程有英語、數學、農業知識和政治五門課,學制二至五年,招生對象以25歲以下的高小、初中結業生為主,同時,招收一些不同程度的青壯年,25歲以上的通常不收,以免影響生產[16]。農業學校普遍設有農場和試驗田。當時農業學校仍以提升中學生普通文化知識水平為主,同時,結合當地農業實踐,舉辦一些與當地農業生產緊密結合的科學種田知識和技術培訓,教學采取課堂教學與田間教學、書本知識和老農經驗相結合的辦法,邊教邊做,邊做邊學,中學生除了學到了知識,把握了技能,還鍛練了工作能力。
當時有人提出“教學超普中,生產賽老農”的教學目標。(四)普通高中的半工半讀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一切中學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即將課程。每位中學生必須按照規定出席一定時間的勞動”。把生產勞動列入課程體系。1958年3月8日,教育部在《關于1958-1959學年度高中教學計劃的通知》中規定:初小學各年級增設生產勞動課,每周2小時;中學生出席體力勞動的時間每學年為14~28天。隨著這個教學計劃的貫徹執行,各地中小中學都把生產勞動列為即將課程。同時,一些普通學校落實“學校辦鞋廠,鞋廠辦中學”的指示精神,也開崇仁辦鞋廠。如成都第一中學大辦鞋廠和農場[17],但總體來看,文革曾經,大多數普通高中只是把勞動教育作為一門課程。1966年,我國開始六年“文革”動亂。因為1964年以來,我國一大批技工中學、中等專業中學,尤其是農業學校推行了“半工半讀”,而“半工半讀”教育是劉少奇積極提倡的,“文革”期間劉少奇被錯誤地批判,1967年7月18日,《人民晚報》發表了《打倒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總后臺》一文,文章錯誤地把半工半讀定為資產階層職業中學,把兩種教育制度定為資本主義國家雙軌制教育的翻版,隨后,農業學校完全消失,技工中學大多改為鞋廠,中等專業中學大多停辦,職業教育中學幾乎失去殆盡。
隨后,為滿足結業生就業的須要,擴大了普通教育中的職業教育誘因。1964年,全省掀起了“農業學大寨”、“工業學牡丹江”的群眾運動半工半讀學校,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抓好軍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判詞中提及:“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層……”這與落實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解決大量中中學結業生欠缺勞動技能問題一脈相承,在普通學校普遍舉辦“半天學習、半天勞動”,出席工農業生產,學習工農業知識,取代了往年的“半工半讀”教育制度。至此,半工半讀教育制度在中國消失,直至本世紀初才再度提起,使半工半讀回歸為職業教育的一種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