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1-06-07 10:41:16作者：admin2
??在儒家的典籍之中，《論語》是最為重要的一部經書。因為它是以直接記錄孔子的言行和生活為主要內容的書，稱得上是關于孔子的第一手資料。《漢書·藝文志》云：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 這則記載告訴我們，《論語》一書，是由孔子的“門人相與輯”成，可見其成書最早當在春秋末期（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正當春秋末期）；而且書名也是當時就確定了的，含義是指書中所記都是“論纂”之“語”。而就流傳下來的《論語》看，其中有一些明顯是孔子再傳弟子的記錄，故又可推論其最遲成書于戰國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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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統一天下后，由于實行焚書坑儒的暴政，故未見有關《論語》流傳的記載。到了西漢，則傳有《論語》的三個版本：一個是由魯國人保存傳承下來的，被稱作《魯論語》，簡稱《魯論》，計有20篇；一個是由齊國人保存傳承下來的，被稱作《齊論語》，簡稱《齊論》，計有22篇；還有一個據說是在孔子舊宅墻壁中發現的，因用先秦文字寫成，故被稱作《古文論語》，計有21篇。
??三個版本雖然篇目編排不盡一致，但內容卻是大同小異。到了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后研讀了《魯論》、《齊論》，并根據《魯論》所列篇目，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號為《張侯論語》，簡稱《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地位顯要，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儒生所尊奉，視為規范。
??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余家寢微。”而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大家鄭玄作《論語注》，仍以《張侯論》為依據，以《魯論》、《齊論》為參照，這樣也就再次確認了《張侯論》的地位。故后世所見、所學之《論語》，也就無非《張侯論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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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輯而論纂”之“語”，這也就決定了《論語》的編寫體例不能不是語錄體。而考其所錄，無非就是因為這些話說得簡練含蓄、含義深廣，庶幾近乎格言。如“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而改之”；“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如今已經幾乎成為人們的口語。
??就是類似這樣的語錄，該書共輯錄了492章，其中記錄孔子與弟子及時人談論之語444章，記錄孔門弟子相互談論之語48章。由于是語錄體，其結構形式也與之相應，大致是一段話稱為一“章”，若干章合為一“篇”，全書共20篇。值得注意的是，《論語》的這種結構形式，具有語錄體初創期的某些特點：一是篇章之間的排列并沒有什么邏輯關系，甚至就是前后兩章之間，也不一定有什么關聯；二是每篇皆是取首章前二字為題，如《學而》、《雍也》、《里仁》等等，這些標題也并不標示該篇的內容，僅僅是開篇的標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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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論語》，我們會看到其行文常常突出“君子”的稱謂，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等等。許多地方還常常拿“君子”與“小人”相對照，以強調二者的差異，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這樣的行文，無疑是在顯示：這是一本教人如何做君子而不做小人的書。
《論語》的內容、結構雖然散漫，但是其表達的核心思想卻是集中而又鮮明的，這就是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構架的一套政治道德學說體系。
??這一核心思想，主要被記錄在《顏淵》篇中。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謂之仁已乎？”子曰：“內省不疚，言之得無讱乎？”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上述引文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在孔子看來，“天下歸仁”，要靠“復禮”；“復禮”則依賴“克己”；而“克己”則需要落實在諸如“視”、“聽”、“言”、“動”等等具體行動、具體行為上，當然也包括“欲”這樣的心理活動在內。
??這就是所謂的“內省不疚”，所謂的“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此，孔子對于“禮”作出了全面、系統的規范。概而言之，這就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綱，引領貫穿了主要涉及“忠信”、“孝悌”、“禮義”、“智勇”、“廉恥”等等范疇的一系列道德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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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以治理天下，孔子的主張亦如以上引文所說，叫作“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這里當然含有舉賢任能的意思，但更其重要的還是要求當政者能夠按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禮”去約束自己、去辦事行政。也正如《顏淵》篇中所說，“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來，為政的本質就在于“正”。所以，孔子雖然也主張富國強兵，但是他卻同時認為富國強兵相對于“正”而言并不占最主要的地位。《顏淵》篇里有一則記載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可見，孔子認為“信”就是“正”，就是為政的根本。從這一點出發，孔子還主張“省刑罰”。同樣是《顏淵》篇載：“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為政》篇里他說得更明白：“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行，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