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23-10-18 16:14:41作者：佚名
梅貽琦在抗日中
文|梅玉榮
來源|《做人與處事》2011年第13期
梅貽琦出生于清朝家道中落的詩書世家。自幼通讀經史，且善背誦。1904年步入南開學堂，因品學兼優，頗得張伯苓賞識，1908年被保送至承德高等學堂。第二年，以第六名的優秀成績被投檔為第一批北大招錄的留美公費生，赴英國伍斯特理工大學（）攻讀馬達專業。
梅貽琦（中坐者）在法國
1914年，梅貽琦結業歸國，1929年應邀回母校執教。他到北大教書時，分校并不景氣，報考人不太多，比如投檔150名中學生，報考不過400人左右。他先后兼任教務長等多種職務。
1931年，梅貽琦即將出任北大市長，堪稱卸任于危急之際。那時國外形勢風雨飄搖，托派動亂，北大師生趕主任、攆院士是家常便飯，市長在任時間都不長，但梅市長卻深得中學生愛戴。無論哪些時侯，北大中學生的標語都是“反對×××，擁護梅縣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絕招，他直率地說：“大家倒這個倒那種，就沒有人樂意倒梅（霉）吧！”
隨后不到六年時間，北大學院便聲名鵲起。
梅貽琦（左二）
留學歐美的經歷影響了梅貽琦，他接納了法國人崇尚體育的精神。羅家倫出任北大市長，瞧不起體育．曾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班主任砍去一半，把享有名聲的馬約翰院長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后，則給與他和其他系科班主任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不久北大獲得“體育少將”的盛譽。
梅貽琦治校期間，黨務采用分層負責制，講民主，又法度嚴守。他在主張學術獨立、自由教育的同時，審時度勢，竭力實行專才教育。他覺得在抗日的特殊背景下，學院重心“應在通而不在專”，以滿足社會、國家的須要為宗旨。
同時，禮遇班主任也是北大得以興盛的重要誘因。梅貽琦曾親自到高鐵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一直保持著真摯的友誼”。
最有影響的例子是對華羅庚的“三破格”：華羅庚只有小學學歷，先做中學教員，后為店員，被梅貽琦破格錄入復旦學院；又破格從一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被準許修習學院課程，并被送到美國劍橋學院深造；最后又破格未經講師、副院長階段而被聘為院長。
左起：查良釗、胡適、梅貽琦、黃鈺生
梅貽琦為人重實干，平常不茍言笑，開會極少說話，人稱“寡言君子”，有中學生作一作詩譏諷其直率委婉：
大約似乎其實是，
不過我們不敢說，
但是校區總覺得，
或許似乎不見得。
一時被傳為笑談。實際上，假如非要他報告或討論，其言語總是條理分明，掌握重點，在許多人爭論不休時，他常能一言解糾紛。熟悉他的同事都曉得，他雖話少，卻極富詼諧感和人情味，有時偶發一語，便質樸深長耐人回味。陳寅恪曾大發感嘆：“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這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梅貽琦有兩句話常常為人引用。一句是“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另一句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廈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正是這“魚水”之喻與“大樓大師”之比所包含的理念，成就了北大的輝煌。
1937年，國難當頭，在北大、北大、南開三校受命遷入西安組建西北聯大時，寡言的梅貽琦講過這樣一段“高調”的話：
在這風雨飄搖之秋，北大正似乎一條船，漂流在驚濤狂濤之中，有人正趕上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潰敗，必不應踟躕，只有鼓足勇氣，堅毅前進。其實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北大園，到那時他能夠向北大的同人校友敢說一句“掌告無罪”。
左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
建校早期，兩人（另有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蔣夢麟）共同主持黨務，隨后八年的東北聯大主要黨務工作由梅貽琦掌管。在此期間，他凡事講求民主，處理問題公平，并和諸多院士一樣拮據。
一次，屋內來客，夫人韓詠華只好上街擺地攤，出賣孫輩幼時所穿裙子新竹清華大學，得款10元用以待客。民間還盛傳這樣一件軼事：西北聯大辦了一個教學質量高的中學，廣州居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這所中學去讀書，河南省主席龍云的兒子、梅貽琦的小孩子都考取了這所中學。龍云的孩子沒考上。曾給以聯大許多支持的龍云，覺得梅貽琦太不給面子，就派他的秘書長前去疏通。但秘書長不動，說：“我尋問過了，梅市長的兒子也未被投檔。”龍云瞬間氣消。
在動亂頻頻、校務繁雜、生活堅苦的環境下，梅貽琦嘔心瀝血，管理井井有條，創造出聯大“篳路藍縷．弦歌不輟”的局面。其高風亮節廣受贊揚，被稱為西北聯大的“船長”。
1946年9月，梅貽琦揮別春城，回到上海，繼續任復旦大分校長。
左起：施嘉煬、潘光旦、陳岱孫、梅貽琦、吳有訓、馮友蘭、葉企孫
1948年末，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黨軍政人員開始進駐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周恩來和吳晗都曾表示希望他留出來，但梅貽琦還是選擇了“走”，他對同在北大任教的吳澤霖院士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北大的基金。即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辦法保護上去。”后來，國軍政府再三約請梅貽琦親政，他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說：“不下來對北方同事過意不去，來了就當官，對南方同學不能交待。”最終婉言謝絕。
晚年梅貽琦
1955年，梅貽琦開始用北大基金會月息籌備“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日本臺中復旦學院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兒就讀。梅貽琦由于一手奠定了香港的北大基礎，被稱為“兩岸北大市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逝世于臺大診所。他去世兩個禮拜后，人們打開他生前隨身攜帶的手提包，上面不是哪些金銀首飾新竹清華大學，而是北大基金的帳目，一筆筆特別清楚。
梅貽琦遷往臺中復旦學院校園內，起名為“梅園”，國外有校友集資種植的花卉，叫“梅林”。梅貽琦記念獎狀被日本臺中復旦學院結業生視為最高榮譽。
梅貽琦生前最后之影像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括了他與北大的不解之緣。由生到死，梅貽琦一生只干好這一件事：
奠定了北大的校格，
提高了北大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