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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旅途中，我迷失在一座黑暗的森林里。

——但丁《神曲》

因為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缺乏應有的尊嚴，而我又沒有做好學術研究的準備，所以即使博士畢業，我也從未想過要成為一名專業的文學研究者。我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邂逅，從一開始就源于對自我的關注。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要到哪里去？中國的“現代性”是如何產生的？現代的“個體”與“自我”以及現代的世界觀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校園里度過的。老師們不僅用知識照亮、溫暖了我的生活，也用愛照亮、溫暖了我的生活。我覺得世界上最純粹的愛，就是老師對學生的愛，是發自內心的愛與欣賞。他們給了我一個堅定的信念：人間有起碼的公平。我出生在“大躍進”后農村極其殘酷、貧困的年代，饑餓與匱乏伴隨我的成長。 直到讀了托洛茨基的《自傳》，我才明白貝語網校，對很多人來說，幸福的童年不過是童話罷了：“人們通常以為童年是人生最幸福的階段，真是這樣嗎？不，只有少數人享受到了童年的幸福。理想化的童年，最早出現在特權階級古代文學的字里行間。那些享受著祖先的庇佑從而可貴的書香門第的人，衣食無憂，避風避浪，一生充滿愛與關懷，生活充滿樂趣，回首往事，猶如人生路途起點處一片陽光明媚的森林綠地。這些文學貴族或歌頌他們的平民，把這種純粹貴族式的童年觀奉為經典。相反，大多數人回首往事，只能看到黑暗、饑餓、自卑的童年。生活總是欺負弱者，誰又比孩子弱呢？”師愛，平衡了生活的陰郁、壓迫、摧殘和苦難。 直到我付出了身體崩潰的代價，我才意識到，在大學里，老師成了老板，老師剝削甚至坑害學生已經成為常態。老師“活埋”學生，是當今中國倫理道德的崩塌。隨著身體的崩潰，我感受到了世界崩塌的感受。

王子進先生在《讀書》雜志2010年第4期發表的《呂太后的更年期》一文，將呂太后晚年的“剛愎殘忍”和行為反常歸咎于“更年期綜合征”。呂太后毒死了趙王如懿，把齊妃變成了“人豬”，還讓“性情善良，性情柔弱”的兒子孝惠帝劉盈看守。孝惠帝斥責母親的行為“非人道”，以堅決的態度與母親和最高權力決裂。劉盈從根本上拒絕了這個非人道、殘酷的世界：“我身為太后之子，決不能一統天下。” 他用血肉之軀的脆弱和不肯活下去的精神，對抗權力斗爭的殘酷理性：“感人豬玀之殘忍，不愿長壽，壽命縮短。”改變人性的不是更年期，而是權力。權力使骨肉分離，兄弟自相殘殺，母親失去母性。李世民為了奪取最高權力，在玄武門之變中殺害了自己的兄弟。另一位至高無上的女性武則天，為奪取皇位，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女兒。美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其名著《中國人的品質》中指出，中國人不是缺乏智慧，而是缺乏品格和良知。在這個國家，我一直感到強烈的陌生感，長期“無法適應當地的氣候”。

蕭紅曾說，女人的天低。我是中國農民的兒子，農民的天從來都是低的。夏高陽先生在《王棗陽冤獄旁注》一文中，譴責“四人幫”不讓犯人吃飽，故意讓他們長期忍饑挨餓，在死亡邊緣掙扎。夏高明先生以為這是對犯人的特殊“禮遇”，但其實，忍饑挨餓是當時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常態。高元寶先生說，當代中國離不開最關鍵的二字“貧窮”。也許，在大多數時間里，饑餓和匱乏是中國人生活的常態。從某種意義上說，秦朝以來的中國就是一座大監獄。一個世紀前，蒂莫西·理查森在《中國人的品質》一書中寫道：“像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每天浪費的錢，足以讓6000萬亞洲人過上富裕的生活。” 在根據越南女性黎麗的傳記改編的電影《天地》中，我震驚于亞洲的貧困與美國的富裕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體會到貧困對人性的摧殘有多大。

受啟蒙運動啟發，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走向世界”、追求普世價值的理想主義時代。當時人們相信人類可以實現普遍的自由、平等和真善美的理想狀態。“在您的照耀下，人們團結如兄弟。”席勒的《歡樂頌》將康德的啟蒙哲學詩化，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音樂的形式歌頌光明、和諧的啟蒙理想狀態。然而，正如余華的小說《兄弟》所描述的那樣，“人類解放”的結果卻是兄弟的分離。啟蒙運動后的時代是“沒有兄弟之愛的世俗統治”。馬克斯·韋伯在1919年最后一次公開演講中指出：“等待我們的不是盛夏的百花齊放，而是寒冷、黑暗、暴戾的極夜。”

1989年我來北京讀碩士的時候，就強烈地預感到我們的民族即將陷入可怕的深淵。我一直過著低調、純粹的生活，希望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的一個師姐告訴我，錢理群教授說匡新年來是為了修身養性。然而，事與愿違，樹欲靜而風不止。特別是1999年我到清華大學工作之后，更是進入了風暴的中心。在繁重的勞作和毫無根據的猜疑、欺騙、操縱、打壓和折磨之下，我的身體終于在2005年崩潰了。他們身上有太多的仇恨、陰謀、破壞、污蔑，身體的崩潰讓我徹底回到了自我。身體的疼痛伴隨著我，讓我有了強烈的人間感，讓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身處天堂與地獄之間。

牛漢在《再會胡風》一文中寫道，上世紀五十年代曠新年，他曾問過胡風：“胡風先生，你的神經是不是要斷了？”胡風異常自信地回答道：“我的神經粗如電纜，不管多大的風浪，也奈何不了我。”然而，胡風那根粗如電纜的神經，最終還是斷了。在中國，生存需要勇氣，需要堅強的神經。

在當今這個渣滓橫行的時代，用張承志教授的話來說就是“貴人受辱，庸人自傲”，每一個善良人的良知都受到傷害和侮辱。按照老田的說法，我們從農村到城市的路程，就是不斷被踐踏、被侮辱的過程。孫志剛被打死時，李長平說：“我就是孫志剛！”我和李長平一樣，強烈地感到自己和孫志剛、鄧玉嬌以及所有被踐踏、被侮辱的人同呼吸、共命運。我把我的名字和他們的名字寫在一起。我拒絕站在“大寫歷史”一邊，永遠站在“小寫歷史”一邊。

我從上大學開始，對那些玩弄權術的知識分子，就一直心存疑慮和警惕。我痛恨他們的極端勢利、迷信和對權力的依賴。沒有一種生物像知識分子一樣，喜歡控制、奴役和傷害自己的同類。當代知識分子天天批判的“四人幫”，除了王洪文這個小混混曠新年，其實都是他們的同類，是“先進文化”的代表，即使他們不是出生在上海，至少也在上海這個“先進文化”的熔爐里熔煉過。詩人周舵說：“中國近百年來的大災難，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造成的。”“最可怕的不是無知，而是系統性的知識偏見和偏執。” 他的話語猶如山谷中回響的腳步聲：“我堅定的立場是：除了人類本身——每一個生命個體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發展——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其他值得不惜一切代價去追求的目標。沒有這個基本的人道主義立場，各種冷酷無情的主張就會趁機而入，人類的整個倫理道德體系就會徹底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