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期東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以唐館為中心
更新時間：2025-09-19 20:05:03作者：佚名
江戶時期東渡日本的唐人及其對日本的文化影——以唐館為中心
呂品晶? 韓賓娜
摘? 要
江戶時代前往日本的唐代人士，主要是以從事商業往來的唐船商人為核心，這些人以唐館作為主要活動場所，在日本社會借助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以及節慶的種種習俗，逐步地傳播著中國的文化影響。另有許多隨同隋唐商船前來的高僧、文士、丹青師、醫者等，以及兼具貿易與文化往來雙重角色的唐商，他們借助更普遍與日本人交往的途徑，將對中國文化在日本的影響展現得極為充分。從考察江戶時代東渡日本的中國人構成及其在唐館內外開展的文化活動入手，更能顯現以人與場所為媒介的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滲透。
章必功于《移民文化新論》一書里講過，移民是文化變動最顯著的媒介。在海外移民群體中，前往日本的中國人是起步最早的一批人，他們的經歷引起了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研究者的重視。特別是在江戶時代的長崎這個地方，它成為探討這個議題非常關鍵的時空坐標。這些文獻包括《唐通事會所日錄》《長崎荷蘭商館日記》《犯科帳》《長崎實錄大成》等，它們從不同視角再現了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給后來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參考依據。早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山久四郎、山脅悌二郎、沼田次郎、箭內健次等日本學者在各自的探討中，都關注到了江戶時期到訪日本的唐朝人，這些研究為后續的學術探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唐人在日本的商業往來是研究者們探究的核心，同時其產生的文化效應同樣值得關注。江戶時代前往日本的各類華人，是當時中華文化持續向日本社會傳播和滲透的推動者與實踐者。中日兩國長期的文明互動，再加上唐館建成后作為文化媒介的作用，讓中華文化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江戶時期赴日唐人的主體
長崎在1571年開港設為貿易點后，慢慢取代了博多和平戶，成為江戶時代日本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葡萄牙商船、荷蘭商船、中國商船陸續抵達，讓長崎從一個偏僻的小村落轉變成了東亞最繁華的港口之一。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定期前往長崎從事貿易活動的中國商人，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唐代人前往日本，既得益于中國自秦漢以來歷經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中日交流歷史積淀，也得益于當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經濟環境相輔相成。到了17世紀，日本德川幕府開始推行閉關政策，將葡萄牙人等西方國家排除在長崎的貿易圈之外，雖然唐船貿易也受到一定影響，但反而躍升為閉關政策下長崎對外貿易的核心組成部分。同期，中國境內正值明清政權更迭的紛擾階段，許多唐商為躲避戰禍、尋求生計而帶著家產遷居長崎，同時也有明朝遺民前往日本請求援助，以及赴日傳教的僧侶等陸續前往日本，這些人在長崎聚集形成了一定數量的唐人群體。羅晃潮在1991年的研究中明確表示，明清交替之際前往日本的華商、遺民、讀書人及僧侶，他們聚集在長崎，構成了當時華僑社群的核心基礎。范玉春在2005年的研究中指出，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發生的政權更迭，導致眾多中國沿海民眾遷移到日本，這些人當中既有為了躲避戰亂而前往日本的文人士子，也有經商之人，甚至還包括為了到日本傳播佛教而去的佛教高僧。
根據《長崎實錄大成》《長崎縣史（對外交涉編）》等文獻資料所載，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陸續有中國人從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地來到九州，在豐后、臼杵、府內、日向、薩摩、大隅、肥后等地方定居，其中在慶長九年（1604）德川幕府推行“絲割符制度”以及寬永十二年（1635）鎖國令頒布之后，聚集在長崎的中國人數量顯著增加。值得留意的是，中日之間的商業交流是唐代中國人前往日本以及定居長崎的關鍵因素。汪鵬在其著作《袖海編》中指出，清朝初期經由長崎從事對日貿易的，主要是那些以海外經商為業的中國民眾。斯波義信在研究江戶時代長崎貿易中赴日唐人的組成情況時談到，由于中日交流日益密切，船上除了水手以外，還有各類人員，包括商人、主事人的代表、大宗買賣的中間商、懂得貨物和行情的人，以及倉庫管理員、船夫、廚師、工匠、表演者、護衛，有時也有高僧和學者，這些人形形色色，都隨船同行，他們大多與唐船交易活動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可見，與貿易相關的唐船商人是這一時期東渡日本唐人的主體。
隨著中日海上貿易日益繁盛，前來經商的船舶數量持續增長，由于各地華人方言存在顯著差異，并且幕府要求與不同地區的商船進行專項交易，這些商人便按照原籍地組建了“同鄉會”，最早成立的同鄉會具體包括：三江同鄉會——以金陵為根據地的長江下游居民組成（涵蓋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等地）、福州同鄉會——來自福建省福州府（包含福州及其周邊的福清、長樂、連江等地）的商人組成，泉漳同鄉會——源自福建省泉州府與漳州府（閩南地帶）的群體組成。17世紀后期，廣東出航的唐船數量逐漸增加，廣東幫也應運而生。鄉幫是唐商同鄉組成的自治團體，以地緣關系為紐帶，致力于處理公共事務、調解內部矛盾、提供相互支持。然而，唐船商人初到日本時，既未遇到政治難題，也較少經濟障礙，鄉幫的主要職責便是在商業上互相幫助，并舉行共同的宗教儀式。長崎的津之唐船主在鄉幫的推動下，合力出資建立唐三箇寺。唐商們依照鄉幫的慣例，陸續興建了唐三寺——興福寺于元和六年1620落成，歸南京幫管轄；福濟寺在寬永五年1628建成，劃歸泉漳幫管理；崇福寺于寬永六年1629落成，由福州幫負責。約莫五十年后，以廣東幫為主導的圣福寺也得以建立。
新來的唐人首先在都市里分散居住，他們經常和長崎的居民以及貨物交易場所打交道，不過，與此同時，秘密販賣活動的猖獗、商品交易場所的混亂，還有隨同唐船傳入的天主教傳播的跡象，都給幕府的閉關政策帶來了挑戰。為了處理這個情況，唐館被建立起來了。唐館就是江戶日本在封鎖環境下，為了分隔中國人與日本人，依照出島荷蘭商館的樣式，在十善寺村地方建造的唐船商人的居住區，也被稱作“唐人屋敷”。《通航一覽》的“唐國總括部”部分有相關記述，提到“元祿元年，唐商宿町終止，在十善寺村藥園設立唐人共同居住的館舍。工程始于那一年九月廿五日，接著在第二年己巳年四月十五日完成普請，當時唐人得以遷入建筑內部居住。這座建于元祿二年（1689）的唐館，堪稱江戶時代一個獨特的“中國世界”，從建成到明治三年（1870）因火災被焚毀，總共存在了181年。
唐館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防止天主教擴散，另一方面是為了控制走私活動，同時還有整頓社會秩序等加強管理唐人事務的意圖，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長崎奉行”應對人口增長以及增強統治能力的政策需要。唐館建成后，所有到港的唐船商人必須住在這里，他們不僅受到日本官員的嚴格監管，還必須遵守許多禁止性規定。福建、三江、廣東等地的唐商穿越山嶺東行至日本，他們為了商業利益常在唐館逗留數月乃至更長時間，在此期間也把中國的日常習俗、節日慶典等傳入日本，促使中華文化逐步融入日本社會。
二、唐船商人在館內的日常宴飲與傳統活動
江戶時期的日本對唐館的進出有嚴格的管控，對商業往來也實施嚴密的控制，然而對于唐船商人的日常起居約束不大。那些堅守傳統的唐船商人，極其認真地將中國式的風俗習慣帶到長崎唐館，圍繞每個季節的不同活動，營造出別具一格的生活氛圍。由于唐人的聚集、文化的傳播、習俗的演變，使得“唐館”成為一處別樣的中華文化展示窗口。
（一）唐人的日常宴飲
在日本境內，館中的中國人通常還是吃中餐。《長崎聞見錄》提及了那個年代中國商人的飲食情況：
早飯食粥是為保養，晝食豐盛。雞豬魚菜等十余味，貴賤皆食。
唐船上的商販大多源自華中與華南一帶，日常飲食以米制食品和面點為主，偏愛品鑒中國傳統茶飲，以及暢飲各類名釀，特別是黃酒、白酒和藥酒這類佳釀。唐館剛開張時，盡管將軍德川綱吉推行了《生類憐憫令》，明令禁止食用飛禽走獸，嚴格限制豬、雞、家鴨等禽畜作為食材烹制菜肴，但唐人與荷蘭人不受此限，在唐館內及停泊于中泊的唐船上的商人們，可以享用含有禽畜成分的菜品。因此，唐代人在館中的飲食方式大體保持原樣，依舊遵循家鄉的飲食傳統。
唐代人十分重視飲食，特別是在單調的旅店生活中，享受美食是最大的快樂。為了消磨寂寞時光，增進同鄉情誼，旅店幾乎每天都會舉辦酒宴——桌袱料理。《長崎名勝圖繪》中展現了唐代人的宴飲情景，如圖1“唐代宴會桌布料理圖”所示。這種桌布料理根據賓客的人數和身份地位，所使用的器具和菜肴都會有所區別。餐具包含筷子和酒杯，還有勺子和微型托盤，依據賓客數量擺放于每個人面前。菜肴的盤子數量因菜品數量而異，有二十四盤、十六盤、十盤、八盤、六盤等規格。此外，配有四樣或六樣小菜以及蒸制食品。菜品樣式繁多，會因白天或夜晚而變化，也因每家經濟狀況不同而有所區別。高檔的宴席，菜肴的品類涵蓋：豬肉、雞肉、鴨肉、野牛肉、羊肉、鹿肉、鹿筋、鹿脯，鹿筋和鹿脯都是進口貨，還有魚鰭、海參、海粉，海粉也是進口的，風干雞也是進口的，燕窩來自廣南、暹羅和柬埔寨，各種鳥類、魚鱉，以及各類蔬菜。
菜品非常豐盛且品質上乘，在唐代宴會上，酒水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客人大多通宵暢飲，醉倒方休。汪鵬于《袖海編》里也記錄了宴飲的名稱五花八門：
館內宴席極為豐盛，彼此敬酒不斷，包括有上下級互敬的酒、共同承辦的酒、祈福的酒、春日之酒、宴請歌女的酒、以及動用庫存物資的酒，日常宴飲更是頻繁，美味佳肴琳瑯滿目、燈火通明，幾乎天天如此。宴請歌女的酒稱作撒羹，凡是客人要納歌女，必定要設盛大的宴席來款待，同館的人都聚集其他歌女來助興，大家歡聚暢飲，直到夜深不醉不歸。
根據《袖海編》的記述和《長崎名勝圖繪》的插畫，可以了解到唐代人士在宴飲活動時，常有陪侍的女子在旁伺候。前往日本經商的唐朝商人大多為成年人，而且多數是獨自一人前來，沒有帶著家眷同行。為了排解唐朝商人在唐館居住的孤獨感，也為了防止他們與日本女性發生不正當關系，長崎地區的官員批準了陪侍的女子進入唐館。她們才智出眾、口才流利、善于言辭，很受唐代商人的賞識，部分商人甚至與這些女子在客棧中生下孩子，如同夫妻一般親密。這種既有豐盛酒食又有女子陪伴的宴飲場所令人沉醉，被汪鵬稱作“換心山，落魄橋”。
（二）唐人的傳統活動
唐代人在館舍居住時間比較久，不只是進行日常的宴請聚會，還會按照家鄉的風俗習慣，根據時節和當地情況舉辦傳統儀式。每當家鄉的節日來臨，遠在他鄉的唐人，會把節日的習俗原封不動地帶到國外舉辦。
1.正月十五——“蛇踴”
正月十五日是元宵佳節，這個特殊日子，唐館裝飾得五彩繽紛，完全符合山本紀綱在《長崎唐人屋敷》里所寫的“館內無數的燈火把唐館變成了徹夜通明的城市”。日本人把舞龍稱作“蛇踴”，這是元宵節期間絕對不能缺少的慶祝活動。《長崎名勝圖繪》里記錄了蛇踴的場面。
蛇舞展示時，大量直徑超過一尺、長度逾兩尺的燈籠被串聯起來，燈籠表面覆蓋著絲綢，施以彩繪，構成約三丈或五丈的龍狀造型，并點綴珠寶、裝備長桿，參與者握持長桿，向左向右揮舞，向前向后跳躍，仿佛龍在嬉戲寶珠般激烈舞動。
《長崎名勝圖繪》中的蛇踴圖，也就是圖2，描繪了七位唐人手持龍形燈彩翩翩起舞，另外七位唐人則吹奏著二胡、嗩吶、鼓、镲等中華管弦樂器，所有人的臉上都洋溢著愉悅的神情。每逢正月十五這個歡慶的日子，唐船商賈和身著華服的丸山游女便在館舍內共賞“蛇踴”之樂，而那些無法進入館中的日本人，則紛紛登上鄰近的山巒，遠眺這熱鬧非凡的場面。
2.“唐人踴”
唐人舞和唐人戲，通常每年陰歷二月初在土神廟前舉行祭祀戲劇演出，偶爾特殊節日也會表演。《長崎市史·風俗篇》對此有如下記述：
土神堂前設有宏偉臺子，館唐中技藝出眾者起步網校，皆換上多樣戲裝，上臺以歌舞方式演出，稱作“唐人芝居”。
"唐人踴"從《水滸傳》《三國志》等小說中選取素材，或者以唐代各地方的故事作為表演的藍本。表演時，笛子、銅鑼、拍板、喇叭、小鑼、鼓、提琴、三弦琴等樂器進行伴奏。根據《長崎名勝圖繪》中石崎融思所繪的“館內唐人躍之圖”（圖3）可以看出，表演活動發生在梅花盛開的時候。舞臺搭建得十分高大，演奏人員與表演人員都在臺面上活動，觀賞者有的站在舞臺正前方的平坦地帶，有的在自家的樓頂平臺上欣賞表演。當地唐人還邀請長崎的官員們前來觀看“唐人踴”的演出，《唐通事會所日錄》里就記錄了諸如寶永六年十月“長崎奉行”到館內參觀“唐人踴”的情景。從畫作中同樣可以看出，觀賞者并非只有唐代人士，部分身著日本服飾的參觀者也混雜其間，他們之中還有人在此飲酒進食，邊看邊飲。
3.“彩舟流”
日唐船商人在春季會舉辦一種名為“彩舟流”的祭奠儀式，一方面是為了敬拜掌管航行平安的神祇，另一方面是為了追憶那些在異鄉去世的親人，在表達思念之情的同時，也祈求神靈的庇佑，希望未來的航海旅程能夠順利無虞。
“彩舟流”有兩種形式，分別是“小流”和“大流”，“彩舟”是仿照唐代商船打造的彩船。“小流”用的彩船長度大約有兩間房那么長，船上擺放著貨物和船員的人偶，做好后在唐館前的海邊將其焚毀，并請唐僧為其禱告。“小流”的舉行頻率不一，有時兩年一次日本唐人街，有時三年一次，有時每年一次，有時每次船只出航就進行。“大流”則更為繁復，通常十年或二十年才舉辦一次。“大流”所用的彩船體量更宏，雕飾更繁復，船身通常有四間長，并且依照真實渡航唐船的樣式、色調及船具來打造，同樣設有船主、財副、船員以及所載貨物的模型。“大流”祭典儀式中將彩船放入海中的環節也更為莊嚴，不僅由唐寺的法師們念誦經文求福，在館唐人還敲擊鑼鼓、吹奏笛子，景象更為雄偉。《長崎名勝圖繪》收錄了描繪當時彩舟流盛況的圖畫（圖4），其中既有唐代商人參與，也有日本民眾在一旁觀賞。
4.媽祖祭禮
當年前往日本的唐船多從東南沿海啟航，前往長崎的船只為了確保海上旅途順利，會在甲板上放置媽祖神像，航行時向其祈求護佑，然而船舶抵達港口后，唐商便前往唐館，因此會在停泊期間，將媽祖神像托付并安放到唐寺里。等到唐船準備返航時，再將唐寺中的媽祖神像迎回船上，以便繼續庇佑歸途的安穩。唐寺特意建造媽祖堂來供奉媽祖像，并且每年農歷三月、七月、九月都會舉辦隆重的媽祖慶典儀式。從1691年的元祿四年起，這項活動由唐三寺輪流承辦。對于從事海外貿易的唐船商人而言，媽祖慶典算得上是重要的節日，然而一旦進入唐館，這些商人若想外出前往唐寺參與慶典，仍然會面臨許多約束。根據《唐通事會所日錄》元祿十一年三月十九日的記錄，當時有來自十九艘唐船的船主們集體上書，希望前往崇福寺參與媽祖的祭典儀式。他們在第二天得到了批準，不過規定每艘唐船只能派五個人外出。到了同月的二十三日，總共有二十八艘唐船，也就是一百四十名唐人，最終得以前往崇福寺。雖然人數有限制，但這也算是唐人在館內居住期間難得能夠外出的時刻。幕末年間，駛入港口的唐船數量持續減少，最終完全消失，媽祖的祭祀活動也因此逐漸式微。然而在明治時期，這項儀式被納入諏訪神社的慶祝重九活動，并獲得了極大的關注和展示，但到了大正年間之后，它就被廢止了。
另外，赴日唐商在那段時期還組織了清明節追思、關公祭祀、冬至慶典等儀式。遠離故土的唐人依然將家鄉風俗保持得十分完整，因此每逢節慶時節，唐館內部都洋溢著熱烈的慶祝氛圍。不僅如此，赴日唐人還經常在館中舉辦樂舞表演等活動，據《唐通事會所日錄》所載，元祿十二年四月長崎地方官員巡查唐館時，曾目睹赴日唐人進行音樂演奏的場景。
類似“土牢”的唐館是唐船貿易的重要場所，也是日唐人生活習俗和傳統活動開展的地方。為了商業利益，唐船商人翻山越嶺絡繹不絕，在長崎進行貿易時依然保持著家鄉的生活習慣以及節慶活動，通過與當地人的交往，還有氣氛熱烈的祭祀和慶典，借助唐館、唐寺這些平臺，將它們傳播到館外，并影響到整個日本。
三、江戶時期活躍于日本的特殊唐人
自十七世紀起，經由唐船抵達的有德高望重的法師、學識淵博的文士、技藝精湛的畫家，還有具備文化自識的商賈，他們之中更有部分人在市內特定居所和唐寺安家，這種現象對長崎乃至整個日本的文化影響更為深遠。中日兩國人民往來期間，文化層面的相互影響在不經意間持續發生，對于注重實踐學問的江戶日本而言，這種影響至關重要，同時它也助力于中國文化的傳播，并進一步推動了中日之間的文化互動。
（一）影響日本文化的唐僧侶
木宮泰彥考察后發現，江戶時代東渡日本的中國僧侶數量超過六十位，幕府推行鎖國政策時，對天主教傳播尤為警惕，因此對前來日本的中國人進行嚴密盤問日本唐人街，這種做法也妨礙了中日兩國的商業往來，中國商人因此自發以同鄉團體為紐帶組建了唐寺，并邀請故鄉的僧侶擔任住持應邀前往日本的唐僧，曾居住于眾多唐人寺院，也包括黃檗山萬福寺，一直為當時陷入低迷的日本佛教注入活力。在眾多赴日唐僧中，隱元和尚是最為杰出的代表人物。
隱元在承應三年，也就是1654年，搭乘唐船來到日本，《長崎實錄大成》中《唐船入津并雜事之部》這部分內容，記錄了隱元抵達日本時的情形
承應三甲午年（一六五四） 五十一艘入津
唐僧隱元和尚橫渡大海，在興福寺安頓下來，有二十位僧人跟隨他過海，其中十人自始至終都陪伴著隱元。
隱元東渡長崎是當時居住在長崎的華人僧侶和俗眾的共同期盼，而促成這一行程的關鍵人物是興福寺的第三任住持逸然大師。逸然先后三次邀請隱元前往日本，最終隱元下定決心前往長崎。隱元一行于明永歷三年即1654年六月二十一日從廈門啟程，同年七月五日順利抵達長崎，第二天便抵達興福寺安頓。同行者共計二十人，除了僧侶之外，還包括畫家以及各種工藝匠人。日本佛教團體對此反應熱烈，數十人前往長崎迎接隱元法師到來。隱元法師抵達日本后，積極推廣黃檗思想，同時將黃檗書法和繪畫藝術引入該國。接著逸然法師又邀請多位唐代僧人前往日本，其中包括木庵、即非等高僧。這些赴日僧人中，還有擅長佛畫的名師陳賢和精于雕刻的范道生。值得一提的是，逸然法師本人也擅長人物畫創作，對促進長崎繪畫藝術的繁榮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唐僧的到訪，不僅促進了日本佛教的復興，而且對日本文化的諸多領域造成了明顯改變。中山久四郎的研究揭示若干要點，具體而言，其一涉及建筑雕刻，指出唐三寺皆由唐僧負責監督設計，且完全采用明清時期的建筑風格；其二關乎書法與繪畫，明清僧人引入眾多書畫作品，致使黃檗山仿佛成為明清時期的名人書畫陳列之所；其三，書畫的傳入亦推動了刻印技藝的進步；其四，對日本醫學領域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其五，在音樂層面，促進了弦琴等樂器藝術在日本境內的繁榮。
（二）具有文化貢獻的文人
跟隨唐代船只東渡的文人士子數量可觀，他們對于日本漢學、文學創作、繪畫技藝、書法藝術、醫學知識以及工藝制作等諸多領域，都產生了積極影響。
陳元贇于元和五年（1619）抵達日本并定居，在日本生活五十二年，期間先后居住在長崎、江戶、名古屋等地，與當時日本的知識分子交往密切，常與林羅山、松永五尺、石川丈山等學者交流。陳元贇曾受聘于藩主德川義直及其子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友，擔任書法和詩文教師，同時教導燒制瓷器的技術。這種制陶工藝非常精良，具有獨特的藝術特色，在日本被稱為“元赟燒”，尤其是陶制的茶具品質極高，因此對日本茶道文化的演進產生了一定作用。
江戶時代前往日本的中國儒者里，對日本造成最大影響的是明末清初東渡的朱舜水先生。
萬治二年因躲避明朝末年的戰亂，從中國來到長崎，在那里居住了七年，寬文五年水戶黃門公其德義接到征召，同年七月舜水先生啟程前往，他的弟子和高尾兵左衛門這位通譯者一同前往，同年的九月抵達水戶，受到的禮遇非常隆重，在接下來的幾年里，經常探討經書和史籍，注重研習道義，他的學問和才能因此更加深厚，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信任。
天和二年（1682）四月八十三歲卒。
朱舜水，表字楚嶼，別稱舜水，曾期望借助他國支持來集結明朝復興的軍力，因而多次游歷日本、安南、交趾這些地方。此外，他也是明末清初享有盛譽的學者，先后前往日本長崎、水戶等地從事教育講學活動。朱舜水深諳古代學術，通曉禮樂制度、刑法典章、政治方略以及詩書典籍，并且對《大日本史》的撰寫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滯留日本期間，知名學者安積澹泊參與修撰《大日本史》時，受到他的感召而成為其弟子，山鹿素行也通過書信與他保持著聯系。
張斐是一位立志推翻清朝、恢復明朝的文人，他兩次前往日本，努力與朱舜水建立聯系，在日本期間創作了《致長崎朱楚嶼先生書》和《祭楚瑜先生文》。張斐在日本作為文人有著顯著的地位，這表明當時前往日本尋求援助的志士們，在肩負政治任務的同時，也展現了傳播文化的強大動力。
從長崎登陸的唐代學者、文士、畫家、醫者、匠人等各界人士，極為拓展了江戶時期的日本文化，也令當時的日本文化無法擺脫中華文化的影響。這些人大多由受幕府委托的唐商延攬而至，剛到日本時或許會暫居唐館，也有住在唐寺、或唐通事住所、或被安排在其他指定地點的情況。《長崎實錄大成》里多次提到唐醫師等人抵達長崎后住進唐館以外的地方，唐醫師周岐來享保十年六月十四日抵達港口，七月十一日離開唐館，住在大通事柳屋治左衛門家中，直到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回國；唐醫師趙淞陽享保十一年十一月九日抵達港口，住在河間八平次家中；唐醫師朱來章住在彭城藤治右衛門家中，為普通希望看診的市民服務，享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短暫住在唐館，第二天就離開了。在唐館外面居住的時候，他們和日本人的交往面更寬，往來次數也更頻繁，文化上受到的影響程度以及范圍也更為深遠。
（三）多元身份的唐船商人
在長崎的唐館里，除了那些僧侶和文人之外，所有抵達港口的唐商都被安排住在這里，這些人來此的主要目的是從事商業活動，不過，其中也不少是一些文學藝術方面頗有建樹的唐商，他們同時擔當著文化交流和商業往來的雙重角色，對于中日之間的文化往來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例如，有像汪鵬這樣的富商，他不僅擅長寫詩作文，還著有《袖海編》，另外，還有伊孚九、陸明齋等精通藝術造詣的唐船主。
汪鵬號竹里，據載于乾隆甲申年重陽節在日本長崎唐館題記。此人是杭州錢塘地區的富裕商人，擅長繪畫書法，并且精通詩文。1764年，他以唐船商人身份抵達長崎，在從事貿易活動獲取豐厚利潤的同時，還編纂了《袖海編》一書，該書對于研究江戶時期的日本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袖海編》記述了其抵達長崎后的所見所感，涵蓋藝伎、商業往來、當地官員、唐館日常及風俗習慣、中日學術交流等，是探究當時長崎及唐館的珍貴文獻資料。汪鵬在日本逗留期間，與日本文士通過書信往來切磋學問，在當時的日本文壇享有良好聲譽，平澤元愷在《瓊浦偶筆》里就曾提及“唐商大多欺瞞他人、所言未必屬實。唯獨汪竹里這個人、為人誠實守信、也喜愛研讀典籍。”汪鵬在日本期間，除了創作《袖海編》之外，還專注于考察日本現存的漢文典籍，并將其中在中國已經失傳的書籍帶回國內，這些書籍中，源自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的《古文孝經》最為難得，它的文化價值遠非商業意義所能衡量。
還有伊孚九和陸明齋也通過商貿往來為文化領域帶來影響。伊孚九在享保五年（1720）起多次前往日本從事貿易活動，他雖然是唐船的負責人，卻憑借書畫與日本文人圈子建立聯系，并且獲得了他們的高度評價。伊孚九精通南宗畫，他將清新脫俗的南宗畫風介紹給了原本以北方畫風為主導的日本繪畫界。后來沈南蘋等中國畫家前往日本，把南宗畫和現場寫生畫繼續推廣開來，跟風學習的日本人數量持續增加。陸明齋在安永年間（1772至1780年）起開始跨海去長崎做生意，因為經常往返，他對日本的風土人情產生了很大興趣，特別是對凈琉璃特別著迷，他在長崎做買賣的時候，常常邀請名叫大町的藝妓到住處，向她們學習凈琉璃的表演方法。《長崎聞見錄》提及“陸明齋凈琉理之事”。陸明齋雖以唐船商人身份前往日本，在貿易往來的旅途中，也推動了中日民間文化的互動。
唐船商人確實是江戶時代去日本的中國人中的關鍵部分，不過那些得道高僧、文雅之士，還有具備自覺意識的商人們，也使得長崎這個商業中心增添了更多文化韻味，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他們在日本江戶時代和中國明末清初這段時間，推動了中日兩國文化的互動與進步。
結 語
自17世紀起，由華人引入的中華文化是現今日本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根基在于華人的移居與定居，以及華寺與華館的相繼興建。明清時期的中國，無論出于商貿需要，還是戰亂避難，抑或政治求助，亦或文化往來，各類身份的華人紛紛東渡日本，赴日華人的數量與頻率均顯著增加。大唐商船漂洋過海來到日本，在名為唐館的住所安頓下來，一邊從事商業往來，一邊把中華文明和傳統風俗也帶到那里去。建造唐館最初主要是為了社會、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考慮，但建成后它所起到的文化意義同樣非常重要。館中居民們日復一日的行為方式和按照季節舉行的慶祝儀式，到現在還對長崎的飲食傳統和節日慶典有著深刻的影響。那個年代也有乘座唐船來到長崎的特定華人群體，他們常在唐館內外活動，與日本人的往來更加密切，在中華文化傳入日本的過程中貢獻了更多力量。可以說，唐館的建立以及唐商、唐僧、文化華人的到來，增進了唐館內外的人文底蘊，對當地環境注入文化元素，至今仍能在日本飲食方式、藝術表現、傳統慶典中看到這種文化影響的痕跡。
江戶時代，中國人引入的飲食方式改變了長崎的飲食風貌。唐館聚會時流行的鋪桌用餐方式，是日本最早出現的中華菜系，長崎居民將其與唐寺風味的“普茶料理”融合，創造出帶有地方特色的中式宴席，命名為“長崎料理”，這種飲食形式是中國飲食文化在長崎的傳播體現。同樣，長崎最具地域特色的食品長崎ちゃんぽん，也就是長崎雜燴面，是由長崎著名中餐館四海樓創始人陳平順發明的，剛上市就深受日本人喜愛，后來更成為長崎的餐飲標志，盡管它誕生于18世紀末，但可以說沒有受到江戶時代以來中國人飲食習俗長期熏陶的影響。隱元禪師將“隱元豆”帶到日本后，這種菜如今在日本餐桌上很常見，就是四季豆。萬福寺天王殿到伽藍堂的路邊，還有木牌明確標示“隱元豆：三百五十年前由隱元禪師從中國引入”和“重要文化財”。因此，有研究者認為隱元是那位改變了日本宗教和文化的人。
那些曾經東渡日本的中國人里，有不少人擅長儒學理論、書法技藝、繪畫創作和音樂演奏，他們在日本居住期間，積極傳授知識、創作詩歌畫作、演唱演奏樂曲，既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著作，也把唐代的審美風尚和藝術形式帶給了當地。唐代人士創作了諸多典籍，傳播了豐碩知識，就連尋常的航海者也會按照時令開展放風箏、舞龍、扎制燈籠等傳統娛樂，這些技藝和風俗傳入長崎之后，逐漸發展成為當地保留至今的“明清樂”“唐人踴”“舞龍”等表演形式，以及“長崎燈會”“精靈流”“長崎重陽節”等慶祝活動。長崎每年都會舉辦的各種慶典儀式，以及當地平常進行的各類文化娛樂活動，都深受來自遙遠江戶時期的中國人的影響，這種影響在長崎和日本持續發展，形成了一種別具一格的文化現象。
呂品晶是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教師，擔任講師職務，韓賓娜也是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教師，她擔任教授職務。
這些圖像均源自饒田喻義編撰，由丹羽漢吉翻譯的《長崎名勝圖繪》，《長崎文獻叢書》第一集第三卷，該書由長崎文獻社于1974年在長崎出版發行。
原載《海交史研究》2020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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