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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科面臨的困境，跟其他學科遇到的難題一樣，是個總能引發熱議且經久不衰的話題。2010年，一位來自耶魯大學的學者在JSTOR數據庫中輸入“ in the ”，結果發現早在1922年，已有不少文獻探討過這個議題。他還留意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間，學術界對于人文學科現狀的不滿情緒不斷加劇，到了1964年，一本以此為主題的書成為了熱門讀物。

然而，依據當下流行的網絡表達方式，不妨設問：提及人文領域遭遇困境，究竟意指何事？關于此問題，似乎尚未形成明確見解。我計劃從四個角度對這一議題進行初步分析。每次探討時，順序都是先論述西方，再分析中國，最終闡述我個人的見解。

人文學科正遭遇困境，其表現有二，一是入學者數量減少，二是該領域教師職位和科研支持被壓縮。一位西洋學者通過考察注冊學生人數，證實了事實情況與普遍認知存在些許偏差。1955年以后，當多數師范院校轉型為綜合型大學時，專攻人文專業的學子比例曾一度達到百分之十七左右的高峰。不過從1970年代到1985年前后跌至8%，接著這個數值再度攀升，于九十年代中段觸及約10%的高點，爾后又回落至8%上下，直至2008年金融風暴期間才跌至6%。

無論如何，研究型大學、精英文理學院與人文學科三分天下的格局已經終結了。過去二十年，文理學院中從事人文學科學習的學生比例從三分之一減少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學的相關學生數量也降至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這兩類學校原本是人文學科的主要發展場所。西方大學教師一旦獲得終身職位，便無需擔憂經濟問題。然而，那些沒有主修專業的學生，只能為其他專業的學生講授通識課程，這種依附他人的處境帶來的苦楚顯而易見。在日本，部分高校采取的措施是，人文學科的教師隊伍會逐漸縮小，相應的經費支持也會大幅降低。

此類狀況，在華夏未曾出現。國內高校擴招之路，仍在繼續。部分新辦院校，特別是私立高校，傾向于開設投入較小的文科專業。而頂尖學府的文科招生規模，依舊維持在較高數量。

以2018年而言，北京大學人文學部招生人數比例達十六分之一點六，未含元培班；南京大學人文類學生總數計三十零九名，含戲劇文學專業，排名第四位；北師大文學院招生人數在院系各專業中位列第二。實際上，數量并非衡量一切的標準。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在最近七八年里錄取分數線始終位于頂尖行列人文學科包括哪些專業，成為首選，學生入學后基本沒有轉出本系的，而其他院系的學生每年有超過百人嘗試通過轉專業考試進入中文系。

其次，人文領域已不再是高校體系的主導領域。古代的教化，不論華夏還是西洋，從其涵蓋領域、核心價值及教育目標來看，都與人文領域性質相近。在古希臘羅馬時期，教育機構所授課程包含語言文字、演講藝術、思維訓練和數量計算。其中數量計算學科又可細分為空間關系、數量運算、天體觀測和音律研究等分支。這些學科充分彰顯了古典文明在知識傳承中的至高價值。人文學科自文藝復興之后，便成為大學的核心精神所在。作為現代大學理念的奠基者，普魯士的洪堡和英國的紐曼兩位教育家，不約而同地倡導教育應脫離實用目的，追求純粹價值。他們共同強調教育的根本任務在于塑造全面發展的人，知識具有內在價值，自由教育旨在通過教育使人獲得真正的解放。學問往往相當局限，僅有的實際技能也僅能將學子引入專門的技藝學習，這些情況容易導致理解變得不完整。紐曼主張神學能夠整合各類知識，洪堡則認為哲學才更適合擔當此責。

西方高校在后續演進過程中，文化，特別是文學藝術，以及古希臘羅馬文學，被認為闡明了“所有可知事物內在的統一性”，因此人文學科被視為理應處于高校的核心位置。倘若高校旨在培育所謂不受職業束縛的個體，也就是不注重職業技能的鍛煉，那么其根本目標其實是為了造就紳士，再往深層次說，就是培育貴族。高等學府原先赤裸裸地扮演著媒介角色，借助文化傳承來促成社會延續，這一觀點布迪厄早已闡明。

卡斯蒂利奧內于文藝復興之際，在其著作《朝臣論》中闡明，唯有學識淵博者，才需在心智、體魄及思辨力諸方面接受周全的磨礪，若無藝術造詣與淵博見識，則難以躋身社會上層。與此同時，十八世紀的牛津與劍橋學府，其課程安排頗為局限，僅令學子通曉古典詩文及若干神學典籍。即便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哈佛等高等學府，其教學重心仍以拉丁文為要。

青年進入高校深造，并非旨在進行嚴謹的學問培養，而是旨在習得言談得體、行為得體這類交際本領，拓展社會關系，為將來成為社會棟梁奠定基礎。不過，就實際的教育科目來說，它與當代社會進步的實際需求存在顯著差距。有研究者著成《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式微，1850—1980年》這部著作，指出英國工業精神的式微，部分源于英國教育界以及文化領域對工業精神的排斥人文學科包括哪些專業，這種態度助長了工業精神的衰退。

卡斯蒂利奧內

倫敦大學學院這類教育模式不同于牛津和劍橋，它融合了實用主義思想，既包含自然科學，也涉及應用技術，同時涵蓋了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因此更能滿足工業化時代社會的需求，這種辦學方式最終演變成了西方現代大學普遍采納的教育理念。與此同時，人文科學的鼎盛時期也漸漸遠去，不再重現。西方人文領域的學者們悲嘆著學科正在衰落，這種激烈的失望情緒，部分源自于對先輩們那無比榮耀與輝煌時代的深切懷念。

在中國，不考慮民國階段，那段時間或許能說明人文學科為何總在追憶往昔，自建國之后，似乎沒有那樣富足的前輩，人文學科實際上一直比較衰微。

1950年，蘇聯專家阿爾辛杰夫主張，社會主義大學應當培養具備扎實學識的技術人才，諸如工程師、農藝師以及醫師，而非只會夸夸其談的文科學生。經過院系調整，文科、財經和法律這三個領域的學生比例，從1949年的33.1%下降至1957年的8%。掌握數學物理化學知識，無論到何處都能從容應對，這句諺語流傳甚廣，凸顯了文學類學科被輕視的狀況。然而，同以往相比，如今人文學科的社會認可度已顯著增強。從這個角度觀察，很難斷言其正面臨困境。

高等教育正顯現出顯著的商業傾向，這對人文領域的存續構成了挑戰。校長的職責如今更像是企業董事長的角色，核心任務在于獲取各類資源。經營大學如同經營公司，其最終產出是學生。當下，教育的重心已從如何塑造符合人性理想的人才，轉變為如何制造能夠滿足后工業經濟時代職業需求不斷變化的勞動力。職業化趨勢導致高校評價更注重實際功用，因此與社會關聯不大的文科領域，被當作無用的學問，逐漸被人忽視。過去，文學被視為民族文化的瑰寶，作為情感共鳴的實體載體備受推崇，如今全球化的商業思維占據了主導地位。

高校推行的公司化運作方式，與人文學科所主張的學術獨立理念不相容。人文學科若無法應對社會提出的難題，若不能認識數字化或人工智能引發的社會現象，若不能解答生命醫學新進展帶來的倫理困惑，就難以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人文學科為了彰顯自身價值，部分摒棄了本該有的純粹性，不再堅持純粹求知本身的合理性辯護，開始側重文化層面的政治參與，換言之，借助凸顯自身政治層面的介入性來闡釋自身意義與價值。

西方的人文學科，特別是頂尖大學的文學研究，開始轉向文化研究這一方向。這種文化研究，其主要目標是指向實際操作的，其最終效果并非體現在研究領域本身，而是體現在某些社會運動或民主活動所產生的實際成果上。

從實質上看，“文化”盡管標榜為“跨學科”性質，卻缺乏獨立的學術方法，也缺少專門的學術范疇，它泛指一切事物。所以，它沒有明確的界限，也無法界定具體的內容。所以，文化研究盡管致力于批判意識形態或資本主義體系，卻出人意料地，其實踐過程恰恰與它聲稱要抵制的使用價值模式如出一轍：文化研究偏愛的范疇，諸如同性戀議題、后殖民理論、種族問題、激進政治活動，甚至吊帶裙、酒吧文化以及吸血鬼傳說等，實際上都演變成了文化潮流，而“文化”這一概念，就跟貨幣一樣，成了沒有具體指涉的符號，是一種可以用來交換的東西。

假如，世界上的高校紛紛模仿美國的教育方式，中國的大學似乎難以脫離這種普遍趨勢而保持獨立。如今，中國的大學已經廢棄了985、211的標簽，開始致力于打造頂尖學府。然而，依據某位加拿大學者雷丁斯在二十世紀的見解，所謂“頂尖學府”與先前提及的“文化”理念相似，均是一種空洞無物、缺乏實質內涵的目標，最適宜技術官僚通過數字手段進行管控。評判一個學者是否卓越的依據，不再是學術本身的內在準則，而變成了諸如被引次數、所獲榮譽、在權威期刊發表文章篇數等外在的量化指標。

如今國內高校的表格填寫任務實在繁重，連一塊可以安放平靜書桌的地方都難以尋覓，各類項目申報、資格評定、榮譽評審、人才工程申報，以及學科教學檢查、排名考核等事項層出不窮，導致人文領域的學者們應接不暇，窮于應對，而探索的愉悅、治學的熱忱、思想的自由與情操的高潔卻日漸匱乏，這種境況恰恰是人文學者立身處世的根本前提。就此而言，中西方大學面臨的人文學科的危機都是類似的。

第四，人文學科的困境能否看作是知識結構的自我瓦解？早在多年以前，我們就接觸過諸多“終結”學說，例如維特根斯坦聲稱他探究的宗旨在于“為籠中飛蟲找到一條通路”。若我們恪守真理，應當讓哲學歸于平靜。海德格爾則指出，哲學的衰落印證了科技對世界實施操控和規劃的得逞。

另外，我們聽到了教育消亡、文學消亡、藝術消亡，乃至后結構主義也宣稱了人的消亡。其實，各種消亡，并非某種形式的精神活動徹底終結了，只是它們正處在轉變的階段。黑格爾斷言藝術已經終結，實際上是指古典藝術已經終結，北美英文系不再熱衷文本細讀和新批評，這并不意味著文學研究已經終結，而是研究方法發生了變化，比如它在追求后現代理論或投入文化研究熱情中，找到了新的學術產出途徑。

黑格爾

那么，從學問研究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文科領域是否面臨困境呢？在我看來，這或許才是最嚴峻的挑戰。核心所在在于，中國的文科領域實際上從未獲得過充分的成長機會。

如今我們習得的知識架構大體源自西洋，其中，理工學科比較容易快速學會，而人文領域的學問則最難精通，特別是人文學科起步網校，一方面它或許會和自然科學或實用科學共用部分基礎的方法、推理路徑或認知角度，這些都被視為通往真理的途徑；另一方面，人文學科卻始終與傳統文化、過往經驗、語言表達、歷史記憶、認知方式、社會風俗尤其是價值觀念緊密交織，它無法被簡化為符號或模式。

當今，我國諸多科技方面已躋身全球頂尖行列，然而人文領域與西方相較，整體實力尚有顯著差距。如果我們意識不到這一現狀，這或許預示著人文領域正面臨最嚴峻的挑戰。